我在很多场合下讲过课，但给近百位校长和老师讲课还是第一次，所以有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奠基——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题目这么大？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经过思考的。因为我们今天到这儿来面对的大家，都是栽培人才的“园丁”。我们认为，步入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个复兴，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复兴、教育的复兴。当然，它的前题不能离开经济，而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必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成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而这个复兴从哪儿来？不会是凭空掉下来的，光靠我们现有的人来从事这个复兴，或者介入这个复兴，还是不够的。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教育，如果没有在教育上的努力，不能造就一批人才，那么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就都是一句空话。
本来校方（首都师范大学）的安排是让我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介绍我们用十年来的时间，或者说用近三年的时间，创办了一所圣陶学校，把我们圣陶学校的一些成败得失讲给大家。但我觉得圣陶学校的这些实践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我想先把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想法介绍给大家。
我第一个要讲的，是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或教育模式是怎么来的。我们经常讲百年的沧桑，和我们整个社会一样，应该说，封建时代结束以后，到现在一百年的时间，直到今天，在我们的人生中恰好遇到这么一个百年的沧桑。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开端回头去望，恰恰看到100年。昨天我和几个朋友交谈，大家非常感慨。从戊戌变法到21世纪的开端，整整一百年，我们这个民族历尽了磨难。在这个磨难的过程中，我们面对列强的凌辱，当时的中国人就是在探寻着出路，无论他们怎么做，我们今天都能理解。虽然这里包含种种个人利益，个人取向，但从总趋势来看，当时的中国的精英是想救国的，不能亡国亡种。但用什么方式，有很大差距。也就是由于这种差距，酿成了不但要抵御外患，而且要排除内忧，和外国人打够了，还要和中国人自己打，内部发生了种种纷争，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最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国，还是继续斗争，而且对如何促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说是始终在探索、始终在争议。毛泽东搞了文化大革命，按现在的观点，应该说，罪莫大焉。可是难道毛泽东真的就想把中华民族毁灭吗？我不相信。我想，在座的人也不会相信，如果公正地来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也并非主观上就是要这样想。但是，毛泽东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以万物为刍狗”，他拿中国人做了一个巨大的实验。用他的话讲，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过去的一百年，其中一多半的时间都是他在作主，“文革”是这种实验的极致，中国就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场。
很多事，在圣者、贤人眼里看得很清楚，但历史的因果循环把事物推向深渊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当时到过欧洲，知道有个马克思，但是他们对革命的评价是：革命，其来也速，其果也效，但后患无穷。他们认为这种以仇报仇，以暴易暴，会不断延续下去，要有一个很长的循环的过程。所以，他们认为改良比较好，但可惜的是改良没有成功。在这个历史关头下，最终守旧派——杀改良派的人——却和革命党结合在一起了，而改良的人最后变成了保皇党。这就是历史的悲剧。这一批改良主义者始终地爱中国，怕中国乱。他们希望有一个虚位共主的皇帝，保持国家的稳定，逐步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没有成功。
过去都讲历史的必然性，其实历史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满族的光绪皇帝确实不像彼得大帝那种性格，也没有他老祖宗康熙、乾隆的那种作风。应该说在这种历史关头上，个人在这里边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历史的悲剧就这样形成了。中国只能往这条悲壮的路上走，一直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积贫积弱的历史阶段，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而且过激地认为应该彻底地屏弃。对中国旧的东西的屏弃，是在一种非常激愤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理智地回顾，那么我们的深刻一点的理解就不能再简单地延伸为盲目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和别人打架，被别人打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的那些想法，甚至于就像阿Q一样，别人看我一眼，也想象成别人在骂我，“你要打我、欺负我”，他已经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了。
我们中国人当时已经忍无可忍到什么程度呢？——我宁可把我的一切都抛弃掉，只要我们能站起来，用最大的代价去换取我们的重生，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要首先觉醒起来，然后，唤起劳工、唤起大众，共同实现目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许多观念，经过百年到今天，我们还大多延续着。用原来的思维方式，延续着原来的情绪。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拿我们的教育制度来看，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的种种腐败落后，都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就像我们今天对高考制度一样，有种种看法，认为一切弊病都由此开始。后来改成新学，废止科举，采用欧美系统。当时美国还不行，采用欧洲的。经过多少年，到1949年以后基本采用苏联的。又过了50年，改革开放后，我们既吸收美国的，又要改造苏联的，但改来改去，没有人提出我们中国原来的是什么。应该说，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器，一个整体的国家机器来讲，在运行时会有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跟着社会思潮一下子就改变。我们这个国家机器习惯了近百年来的教育，一直按这个模式走的，我们现有的官员都是按这个模式选拔的。我也接触过许多教育部或教委的高级人士，其实在下边我们交谈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非常认同，对很多现状非常感慨。但是他不能站起来，不能走出去，不能进他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就不是他了，因为他的办公室有一套既定的运作规律。原来国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在六、七年前我们和他交谈的时候，他就很感慨了，对于重新评价传统文化教育模式，他说：我虽然这么高的位置，但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没法做这个事情。重新评价传统文化教育模式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对这一百年来造成的现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是，最终要不要改变？还是要改变！为什么改变？因为上个世纪在教育方面，——不仅仅是在教育方面，——我们全盘接受了西方的东西，把我们自己的教育模式、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全都放弃了。即便仍然是原来的命题，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比如讲做人的教育，我们中国人原来几千年的教育，或者说从孔子开始二千多年的教育，首先注重的是做人的教育。但我们后来所说的做人的教育已经抽象化、政治化了，和我们原来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是有很大差异的。
最近有一位老先生请我的一位博士朋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气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就是他意识到现在几乎没有所谓气节的教育。我们办传统文化学校，甚至于遭到责难。许多人问我们，社会风气这么坏，你们把孩子都教成“君子”，出了校门还不是干吃亏么？但我要反问，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的学校是诲盗诲淫的学校？公开地宣布：你这个社会坏，我教出的学生比你还坏！有这样的民族吗？没有。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把人类的正义、人类的智慧的火炬举起来，传下去，这就是教育的职责，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差别。成为人类，组成团体，就要举起这个火炬。我们现在回顾这些问题时，就应该意识到，在所过去的这一百年里，不仅是对教育上的问题，而且要对伴随着教育而出现的问题都要追根溯源，重新认识。
我在去年去韩国参加中、韩、日三国的文化讨论会，我是站在宗教文化的角度上发表论文的。我提到我个人的一点悟性，对于我个人而言，是走到人生这一步突然想起来的，是什么？说来很简单，就是人们在批评社会现实的时候，通常总是批评政治家、批评行政官员，包括各层掌权人，认为是他们把这个社会、把世道搞乱了，令人不如意。但我觉得，归根结底，应该说是思想家、教育家出的问题。
对于过去一百年的种种变乱、无穷无尽的斗争，乃至今天人心的变化和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种种令人不忍卒睹的现象，我觉得，责任要在思想家和教育家那里去追究。为什么这样讲？例如，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的学说，恩格斯对他的这一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但马克思没有想到，后来在中国会发生波及那么广的摧残人间正气的反右斗争；他没有想到会在中国发生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想到波尔布特能在柬埔寨去做那样惨绝人寰的事。但在他的理论里就包含着某种必然的逻辑。毛泽东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有些话说得莫名其妙：“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叫一个“国君”说的话吗？这叫一个国家领导人说的话吗？“礼之用，和为贵。”我们的圣人始终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让大家能知礼、能和谐、安居乐业好好过日子，哪有国家领导人带头说“不斗行吗”？
他的思想从哪来？毛泽东是马克思在中国的学生，把马克思再加上秦始皇。这个话不是我要这样讲，是毛泽东自己这样标榜自己，他甚至以此为荣。应该说，在许多方面我们评价毛泽东，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个伟大的人，但这个伟大的人也确实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祸害。这个祸害不能完全追究他个人的责任，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有些思想在不断的演变当中，它的不合理的内核终究要发生作用，它的不可更改的基因逐渐显现，逻辑推演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最终就酿成一个很惨烈的悲剧。所以思想家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200年前失之毫厘，200年后谬之千里。如果不是邓小平说阶级斗争终止，不要再搞这些了，我们到今天是不是还在斗？我看谁也不敢肯定。
前面谈的是思想家的问题。那么教育家呢？
现在对儿童教育的看法，我们为什么完全要按照西方教育家的理论去办事？讲童话，小孩只能是阿猫、阿狗、狼外婆，认为只有这一类才会引发学生的兴趣，再不就造出“变形金刚”或丑陋的恐龙来，打打杀杀，古古怪怪。是不是这就合理？是不是我们让他读古书就扼杀了他的天性？是不是都像鲁迅所讲的那样，在三味书屋里怎么那么难受，非得到百草园去逮昆虫才有一点快乐？
我顺便插一句，我们一定不能完全听文学家的。我原来是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后来改为研究佛教，后来我又从事教育工作，在北大教过五年书，又去干过别的，不断做些演讲。我有这个感觉，原因会在下面说到。
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我们对教育的观念是不是非要跟着别人学舌，能不能我们自己思考一下，它到底应是什么样？
在今天这个大题目下，我特别想讲的一句话是：我希望大家把许多习以为常的事情重新通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已经经过100年实验了，应该进入一个总结阶段了。我们总结百年实验的目的，是走向新的开端，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起码不能老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我们从事实上，从逻辑上，从理论上，可以确认一点：外国的教育方式进入中国不过百年，在此之前，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从孔子开始就在两千五百年以上，从时间长度来比较，是24：1，难道我们那两千四百年就都是浑浑噩噩地过来了吗？我们历朝历代的圣者贤人、文人雅士，甚至包括像祖冲之、一行那样的科学家们，是谁培养出来的？是用什么来造就的？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一定要把东西方的教育模式统统地做一个检讨，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创立一种融汇东西方教育模式的新的教育模式。我们不要认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教育模式就是陈旧的，就是不科学的。如果它是不科学的，不可能在两千四百年多年里造就了那么多的人才，推动这个民族创造了那么灿烂辉煌的文化，从逻辑上推演，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反证。
有人会说，你讲那两千四百年倒是不假，但是那两千四百年的教育只能适应封建社会。不对。我们现在对社会模式的看法也应从头来讲，因为在我们的思维模式里，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叫社会发展史。这个社会发展史也有问题，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完全依照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并不是后边一个就一定比前面一个一定要进步，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英国到现在是君主立宪制，难道阻碍英国的发展了吗？难道保留一个女王英国就落后了吗？绝对不可能。有更深刻的其它方面的背景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顺便插一句，因为这涉及到我所研究的宗教学专业，我过去所不明白的，后来通过对宗教的研究才明白，才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到今天还保留着君主制，而另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却选择了共和制。由于今天我们不局限于某个题目，所以我们扩大一点，从文化角度来看为什么，这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兴趣的。如果不去研究宗教，没有人能给你解释清楚，永远解释不清楚。就觉得很怪，似乎法国人太浪漫，法国人就共和；英国人太保守，所以英国人保留女皇。不对。天底下的人不像中文系里讲的那样。
中文系是研究中文的文字、文学，文学则比胡适所讲的历史还过份，胡适讲，什么是历史呢？就是任人装扮的一个少女。什么是社会？在文学家笔下，社会就是任他装扮的一个少女。他今天要写一个妓女好，你看完以后一定要为那个妓女落泪，因为那个妓女太好了。杜十娘，没有人想他是三陪小姐，都觉得杜十娘太高尚了，人格太好了，太纯洁了。这就是文学家的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一来个“三陪”，你马上会认为她不是好人，没有人格，警察也会不客气，“杜十娘”也照样要拘留。
一个还算稳定的社会基本是一种常态，而文学却要表现一种非常态，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不这样写，则难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人心倒是震撼了，同时也就偏离了真实的常态。把典型的非常态认定为普遍的常态，会产生文学家自己预料不到的结果。例如，歌德写下《少年维特之烦恼》，结果数以百计的少年饮弹而亡，甚至可以说欧洲的大革命竟由此而发动。又如，黄世仁这个地主形象，成为一代地主的共同概念，不知有多少地主都作为“黄世仁”而丧命，但是，地主又岂能以一个“黄世仁”来概括？同样，文学家可以把一个暴君写成他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他不得不暴，应该暴。永远必须找到角色自身的合理性，文学家就是干这个的。这样的合理性，必然要把读者牵进情感的泥淖。
以前我上过当，就是我看小说比较容易激动。到了上中文系的时候觉得不对劲了，我就跑到哲学系听课。我的佛学是哲学系主任、我的老师直接教导、传授给我的。我后来就发现：我们古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以我们原来的文学家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冷静的头脑，和我们今天的文学有很大差别的。
今天在座的李安纲教授是我的一个好兄弟，年轻有为。他研究《西游记》。他把《西游记》彻底地解剖了，《西游记》具有它让你看起来连小孩都喜欢的一面，这是外在的形式。但《西游记》另有深刻的内涵。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征。书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有它的一个内在的原来要表述的更深奥的东西。
在东西方的差异很大的文化背景中，我们要冷静地去思索，从某种意义来讲，要排除情感的因素。刚才讲了，为什么法国人要建立共和制？我们不能忘记其中一个关键，即西方文化的背景就是基督教文化的背景。
什么叫文化背景？举个例子：在坐的女同志比较多，不妨谈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婚姻制度。我们知道，恩格斯对婚姻问题做过很科学的阐释。一夫一妻制就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现在不少人认为伊斯兰文化比较落后，为什么说它落后呢？理由是什么？据说其中一个理由是伊斯兰法律允许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其实，四个老婆和一个老婆在道德理念上没区别，为什么？因为在不同的观念体系中都同样具备合理的地位。你没有进入那个环境、没有进入那个氛围、没有进入那个历史状况，如果进入了以后，大家没有说这个不对的。合理与不合理是对比而产生的。而对比产生又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是有来源的。基督教文化的婚姻观念，是从《圣经》所述亚当夏娃的对偶关系一直延续下来的，认为一夫一妻制才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当然，同时一直伴随着情妇现象，在西方，从古至今，就没有断绝过情妇。而且在西方，为了保护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天主教徒绝对不许离婚，但是绝对可以找情妇，这不算道德上的缺陷。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几乎是以情妇制来做补充的。而到了伊斯兰文化里边，伊斯兰教认为你只要公平对待她们，能给她们一个好的生活，就可以娶四个太太。因为阿拉伯世界的严酷的周边环境，以及战乱后的那些寡妇谁来抚养？甚至社会上贫困的人谁来分担？有能力的男人就要承担这份社会责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男人就喜欢要好多老婆，不是那么简单。那是文学家的想法。
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大家要认识到人和禽兽是有区别的。一个社会的结构，绝不是要纵容人的动物性，现实的结构是有深刻内涵的。在阿拉伯的土地上，伊斯兰教徒可以娶四个太太，是有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的，不能简单地指斥为落后。不要用基督教文化的理念去褒贬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如果从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的角度去考虑，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抗衡是有意义的。
百年之前，中国有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满清的遗老，他认为，在婚姻方面，中国人原来是很讲究负责任的，中国从来就没有私生子的问题，不管是谁生的孩子，他奶奶肯定会说：把我孙子抱回来，那是我们家的。不会像西方的观念所说的：家里这个太太生的是儿子，外边生的不承认。这就是中国在宗法制下的一个特有观念。我们要历史地去理解这个问题。
在欧州的基督教文化体系中，梵蒂冈被称作罗马正教，凡是以罗马正教为自己信仰的终极依托的国家，最后都成为共和制。同时，凡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本国的教会和罗马正教产生了分离的国家，基本都保留了君主立宪制。比如英国，在神权上与梵蒂冈发生争执，最后国王说：我们的教会不服从罗马正教，我们自办独立教会，直接和上帝勾通。自办独立教会的国家，几乎最后都保留了君主制。这个现象就非常有趣。因为法国的神权终端在梵蒂冈，所以如果在法国没有了国王就无所谓，国家和民众的信仰体系不会垮掉，最终有神的支持。只要罗马正教承认共和国，承认你的议会就够了。但在英国不行，在英国已没有罗马正教之神的庇护了，如果把王权废了，神权也就废了，主教的神权和皇权是连在一起的，整个民族或国家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没有寄托了。民众的灵魂不知往哪儿去，找不到天堂之门了。所以，在王权与神权密切结合的国度，君主立宪制得到了保留。这个结论是经过一系列很严格的学术论证得出来的，最初的论证人是四川的一位企业家。
我今天再用很直白的语言给大家做一个概括，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终极信仰。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圣人，没有了自己的神，没有了自己终极的精神家园、心灵家园，这个民族肯定要神智昏迷，糊里糊涂，老是茫茫然，不知向哪儿去追寻。我们对一个制度，要从深层次去理解它，去认识它。
同样，我们对自己所面临的教育体制，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也要从更深层次去理解。过去的100年，由于积贫积弱，我们努力地要把旧的去掉，迎来一些新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人——张竞生，他当时过激到什么程度？他说中国人种不好，公开写出文章，大谈如何引进外国人，中国女人嫁外国男人；中国男人娶外国女人，最后，中国人终于变了种，而且将变得如何出色。这种主张今天看来很可笑，但提出主张的人是很真诚的。这个人是个很知名的文人，叫张竞生，名字是他自己改的，取材于当时最时髦的“物竞天择”理论口号的核心。他甚至于想到从这种层次上来考虑民族的复兴。但可取吗？肯定不行。在平等的前提下，历史会发生一个逐渐的民族融合的过程，很远的将来可能世界大同，但是起码现在不能成车地往中国运外国男人，这不能接受。但当时确实就有人这样想过，策划过。难道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主张不能反省吗？这是个极端，你觉得很可笑，但有些不极端的，或者虽然极端却很隐蔽，实际在悄悄做的，倒实在把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阉割了。
在西方，过去的100年上帝死了，在中国，过去的100年是圣人死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两年内，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宗教研究的学术界，中青年学者一直在提出，上个世纪初叫“除魅”的时代，解除魅力，即宗教、神的魅力——台湾的习惯和我们有区别，叫“解咒”的时代，解除咒语，宗教把人用咒语禁锢住了，要解除之。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自豪，他们是启蒙者，好像所有人都在昏睡，只有他们在呼唤：你们醒来吧！可是现在，许多知识分子看到这过去100年的情况后，提出来应该“复魅”。并不是叫大家走向愚昧，不是的，而是说要重新建立神和圣的魅力。换句话说，我们讲的这个“神”就是人的自我的道德约束能力。13亿人口，不能用6.5亿的警察管着6.5亿的人，否则那6.5亿的警察又由谁去管呢？这个账永远算不完，只能自己管着你自己。
这就涉及到一句古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很多人讲到这儿时，肯定得替孔子辩护一番，说孔子不是那个意思，他其实不想污蔑劳动人民，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说不圆。我看不必非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认为孔子就是那个意思，“上智”“下愚”，不外乎说人是有区别的。孔子认为，人是有区别的，高层和低层是不一样的，这永远改变不了。例如，我们在坐的人谁也不知道首长们在干什么，能告诉你吗？不可能。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上智”与这个“下愚”之间的落差，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悲。“愚”不等于没有人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你要允许他有一个信仰的幅度，允许他保留个人的一个取向，包括被知识分子看作“愚”的取向。就这个取向而言，我曾经讲过，一个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教授差，在人格上、在良心上不见得比你差。不要以为一个大学教授就比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强多少，在道德和人格面前不一定的，决不要鄙视她。但从另外一种内涵的范畴来讲，无疑会使人觉得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就是“下愚”。 “祥林嫂”即属于这种形象，对于她来说，到底有没有地狱？要不要受到惩罚呀？她需要一个肯定的回答，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否则就要像祥林嫂那样不知怎么办好了。鲁迅的这篇小说是要揭示人因为接受了轮回理念而受到的折磨，但是，出乎鲁迅创造意图之外的是，这篇小说同时揭示出一个人当他全部失去了理念或精神寄托动摇的时候，将受到更大的折磨。
过去我们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无所畏惧”也挺可怕的，什么都不怕，谁惹得起？因此有人讲，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不信好。现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不信，什么都不信，无所畏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受得了吗？
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讲的比较柔和，叫做：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主导的，包含各种促使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思想意识在内的教化体系。为什么这样提？从人口构成来说，中国大约有6000万共产党员，这6000万共产党员按党员标准应该信仰共产主义，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员，你必须信仰共产主义。真的有6000万人信仰共产主义，做我们的带头人，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两亿信宗教的，应该也是件好事，没有哪一个传统的正宗的宗教是教人学坏的，都是劝人从善的，而且经过千百年来的证实，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在这两者中间，起码还有十个亿，对这十个亿的人怎么办？如何去教化他们？如果说仅仅按照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的方式去处理，让他们全都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向往，而仅仅是认识到死了就什么都不是，我活着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除了警察谁都管不了我，这就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教化他们。
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我原来住的是一个北京四合院，后来变成大杂院。大杂院北屋的小子很不是东西，他老拿汽枪打鸟。我就观察，你要和他讲道理，没有用；讲环保，他说我打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么多鸟我打两只又算什么？他理由多着呢，绝对不听你那套。你给他做什么思想工作也不管用。后来我就想：对他这种人，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讲生死轮回，就说你今天打死一只鸟，你要死了，也就变成一只鸟，你打死别人一回，也让别人打死你一回。多可怕，做梦时都一机灵，明明见到自己托生的那鸟让人打死了，下回他要打鸟时手就一哆嗦，再下回他就不打了。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位所长有一次见到我说：王教授，听说你最近发明一个新概念？我说什么概念？他说，你讲“宗教是成人的童话”。我说这概括得很好，我说的是这意思，但是没概括得这么精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为什么说“宗教是成人的童话”？你想，当老师的都教育过学生，什么狼外婆呀、小山羊呀，他们之间怎么怎么对话呀，那么家长可以马上去法院告你，说我们这位老师“发神经”了，老师说狼能说话，狼还能当外婆，还和羊有对话，对话讲完才吃羊，不是一来就吃，那不对呀。在动物园把羊放狼前面马上就吃了，不用对话。那法院怎么判？肯定会说家长有问题，不受理，赶出去。不会判老师精神错乱的。
那么即然这样，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当他们劝人要向善时，作出了种种譬喻，却一定要被我们的一些自命为文化人、聪明人的人指斥为头脑发昏？譬如，从佛教的根本理念讲，观音菩萨是从何而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落实。其实，那都是“因缘说法”，本没有的。观音只是表示一种信念叫做慈悲。四大菩萨表悲、智、愿、行，文殊是表智慧的；普贤是表大行的，不空谈；地藏，表大愿，大愿到什么程度呢？叫做“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自己，这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语言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抽象来看，就是这四种信念。在这四种信念上如果得到了，佛教明确地告诉你，真理也就得到了，不要拘于外在的形象。因此，《金刚经》里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偈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如果你要追求“如来”，如来者就是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的面目”不是去画一个图、去造一个偶像，那是“人行邪道”，佛教没有让你一定要那样做，佛教教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人得到一种智慧，得到一种信念。但是，为了得到智慧和信念，不能不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如果连这个教具你都不让他摆，这个教室就不好讲课了。教会也好，佛堂也好，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课堂，他那些菩萨就是教具，他通过这个教具，要使大家得到那个道理而已。老百姓明白道理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家当然要去崇拜，“因信成义”，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了，这就回到那句古话上来了，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个“不移”没有什么坏处，他认为菩萨能保佑我，但是我不能干坏事，我只能干好事，我干了坏事他不保佑我。这就够了。原理和效用，要综合起来看。
这就是说，我们对一种事物的认识要真正看到他的本质，而不能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不要大家说他是迷信的，我们也就认为是迷信，简单地扣个帽子。扣帽子很容易，但是要想好扣帽子干什么。30年前是为了阶级斗争，3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什么叫迷信？迷信的目标是什么？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这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前一部分中我讲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圣人。我们先不说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这个话题更敏感，但是对很多老百姓来讲确实不能没有神。无庸讳言，就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也应该允许民众有自己的神的信仰，这符合宪法，也符合政策。我从事佛教研究20多年，专门学习过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我们是系统研究过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起码我们社会主义这么长的历史阶段或是更遥远的未来，宗教都不会被消灭。在不被消灭的情况下，共产党如何与宗教摆正关系？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如何对待宗教？这是眼前迫切的问题。最近理论界研究宗教的，以及政界面对宗教的，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从现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过过去一百年，上帝在逐渐复活。当然各个宗教之间也有纷争，那是个更大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讲，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希望是一个多元化、多极的世界，而不能仅仅是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的霸权地位。当然我们这里有人信仰基督教，跟这个希望并不冲突。如果你是一位正直的基督教徒，你也不会愿意看到只有美国在称王称霸。要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共存，就要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9.11事件”有很多无辜牺牲者，但我们看到更大范围，如巴勒斯坦等地也有比世贸大楼更多的无辜牺牲者。这里包括着很深刻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个因果的链条。如果说以暴易暴，无穷尽地走下去，仍不会有好结果。从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来看，秦国能灭掉六国，但是它不能持久。拿到今天来看，美国可以轰炸南斯拉夫，轰炸伊拉克，而且可以在阿富汗暂时得手，但是将来是不是就不可一世？不一定。起码这次针对阿富汗，美国是有局限的，是有所顾及的。据说有谋略者还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照孙子兵法的作法，给美国提过建议，所以它这一次有些作法和以前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最终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我们的圣人，我们的孔子。说到这个话题上，过去说“盗亦有道”，强盗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职业道德，干什么都要遵守你的行规，像个样子；第二层则包含着社会公德。比如我的一位东北籍老师给我讲过：东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土匪特别多，但所有的土匪有两种人不抢，一种是医生；一种是教师。这就是“盗亦有道”，尊重一种社会公德。他尊敬教师，因为他自己的子女将来要念书的，因此不能打、杀老师。他自己也会生病的，因此他不会杀医生。这就是“盗亦有道”。我们今天的“盗亦不道”，不管你老师不老师，医生不医生，照偷照抢！这就是说连做賊、做强盗的人都失去起码的社会准则、社会公德，这是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的最明显的标志，一个象征。
明代有一位大儒王阳明，他曾经被贬官到贵州安顺场，在那里他仍然诲人不倦，来听他讲学的人很多，各界都有。有一天深夜，他讲道：“人有良知。”学生对什么叫“良知” 不太明白，认为比较抽象。这时突然听见课堂的房屋上瓦响，大家不听课了，齐声说，不好，有賊！七手八脚把賊逮住了。大家当时请老师现身说法，学生问：老师，您讲的不对，这贼有什么良知呀？这个賊到处偷东西，现在都让我们逮住了，他的良知在哪？王阳明说：好，就对賊说：你把衣服脱了。学生们更不明白了，不是讨论道德么，老师怎么让人脱衣服？賊战战惊惊，怕挨打，就开始脱，王阳明让他继续脱，一直脱到只剩下一个小裤头了，王阳明说，接着脱！賊不脱，王阳明问，为什么？賊回答就是不脱，你打我也行，杀我也行，我就是不能脱。王阳明再问他为什么，賊支支唔唔说不出来。王阳明说：这就是良知——羞耻之心！如果他是一条狗，不会和你提这个要求，脱什么都行，任凭脱。但是他是人，他有人的最起码的羞耻之心。知道这点羞耻才能想到做一个人，这个贼只是不知道做人除了这点羞耻之外，还要有更多的东西。賊哭了，给王阳明跪下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尊重过我，我做为一个小偷被人逮住后只有遭受打、骂和囚禁，没有一个人说过我还有“良知”，只有王先生您对我这样说，我不能辜负您，如果我今后再偷，我自己杀掉我自己，我可以去死，但是我都不能再偷。这段记载是真实的，也非常生动。
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羞耻。我上个月去山东开个研讨会，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在飞机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头版头条报道江总书记外出视察讲话时提出了新三讲：讲道德、讲修养、讲廉耻。我很兴奋，大家也很振奋。但我当时没有留下这张报纸。我想这么重要的消息其他大报纸还不是也得登么？不过，真没想到，这件事居然像做梦一样，时过境迁，踪迹全无 。任何一份其他的报纸都未见报道。这其中的奥妙，我百思不得其解。
蹊跷归蹊跷，这“新三讲”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是作官的人们，现在贪污是天文数字，营私舞弊，无以复加。这些当官的还知道廉耻吗？以前当官的还知道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现在他们这点羞耻都不懂。他们就对得起自己。实际上连自己都对不起，身陷囹圄，最后连命都没了。造成这种世风至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民族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典范，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失去了自己做人的根本。
谈到做人，不能不谈素质教育。圣陶学校就是讲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因此大家请我介绍一下圣陶学校。北大学生在圣陶实习之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专门探讨什么是素质教育，他对圣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只是其中他自己提出一段关于素质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圣陶学校所培养的人仅仅读古代圣贤的书是不够的，这一点他说得很对，和我们的主张并不矛盾。但是他接着又说：素质教育包括很多方面，还要有适应现代社会的很多技能，因此圣陶学校的素质教育还不全面。我给他加了编者按：

某某同学对圣陶学校在教育模式方面的探索给予很高评价，考察深入细致，叙述条理清晰，是篇不错的报告。
对于“素质教育”，他提出质问。其实，这一质问不仅对圣陶学校有意义，全国的所谓“素质教育”，也需要在这一问之下有所思索。但是，由于作者在这核心论题上思路不清晰，概念定义不准确，未能圆满地回答足以引起读者兴趣的问题。
圣陶学校提倡“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其立意并不像本文作者所说：目标也是和古代的私塾一样，即培养“古代的文人”。这种概括具有作者个人思考的主观片面性。在关键问题处，把自己的看法混淆为对方的观点，是本报告的一个缺陷。
任何人都会明白，今月虽曾照古人，今古人殊难再造，圣陶学校不至于糊涂到把教学目标仅仅定为培养“古代的文人”。但是，圣陶学校确实希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在再认识的前提下，重新成为新一代中国人做人的基石。
什么是“素质教育”？首先是做什么人的教育。做君子，不做小人，这是起码的素质。这在全人类都是通例，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会主张教后代学做贼的。当然，君子、小人的标准各有不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过去一百年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成功亦成仁的精神，就是这种传统的真实体现，可歌可泣，岂能不传之于子孙，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圣陶学校确实想培养有如古代志士仁人的人。“人”，不是“用”而是“本”。“本”才是真素质。无论多么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丢了“本”，与禽兽几稀，何以为人？不培养“人”，教育还有什么意义？

首先什么是素质教育？这位同学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素质教育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我不知教育界有没有新的定义和明确的概念，起码据我所知是糊里糊涂。从我们最权威的机构就没搞明白。
我们国家有个特点，经常是喊完口号，领导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什么意思，自己想说什么他自己不知道。我们的改革，每往前推进一步，几乎都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论证半天觉得不太合适，那么只好再改一个吧，没有理论上很充足的准备。起码教育部就说不清楚什么是素质教育。从报纸上大量反映的，是不用背很重的书包了，可以唱歌、跳舞，让孩子玩了。但是，这谈不到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比这种理解更深刻。
所以，我们明确地提出自己这个观点。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做人的教育，最基本的教育。
那么做人怎么教育？就是让他从小树立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很具体的，就是你如何对待你的父母、兄弟、朋友、领导，对待你周围所有的人，用什么态度、方式、标准。这是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集中反映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反映在日常生活里。有的人，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一再强调：我们现在一提圣诞节，就想到那是耶稣的节日；其实，中国人有自己的圣人，是孔子；中国人有自己的圣经，是《论语》。为什么说《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论语》奠定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水准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奠定了中国人的最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有这么一种信念，他才能不怕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才有那么一种精神去努力奋斗。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个世纪初，那时的志士仁人并不是用新文化陶冶出来的，但是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和崛起，付出了生命、鲜血。可是我们用新文化哺育出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却几乎都向往美国，争取个人的幸福，一去不回头，泥牛入海无消息。美国一萧条了，或者在美国混不下去了，他才想起我得回祖国，他差不多是来找工作的。这和20世纪40、50年代“弃美还中”报效祖国的那些留学生完全是本质的不同。现在所谓的留学生回国，我不能都把他们否认掉了，确实仍然有很多人是一出去时就报着要回国的信心，我要回国来效忠的，为国效力的。但是，凤毛麟角，有几人如此？绝大多数人是“白白了，中国”。有人很挖苦地讲，我们科教兴国，兴的是哪一国？美国！据说北大理科的学生80％都去了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培养了半天科教人才，去哪儿搞建设了？最终是不是要研制什么武器来打我们中国呀？会不会还有钱三强这样的人物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建设中国的导弹事业？能有几个人呢？是不是先得怕死，先要考虑考虑美国情报局的手铐？
我们对比一下，在所谓的旧文化、传统文化哺育下，出了那么多志士仁人，而我们所谓的新文化却哺育了这么一批白眼狼，这叫什么教育？我们在为谁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归根结底，这些人可以崇拜耶稣，可以崇拜西方的大哲人，但这些人的心目中可以说没有孔子。孔子的脸上被我们抹了过多的油彩。我们的圣人，是一个小丑一样的圣人。
昨天我开车行进时听了一段小说联播。听着，听着，我真是忍不住眼泪了，其实情节很简单：东北抗日联军马占山的队伍在被日寇打散后，在山林里走了几百里，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山民的村寨，当时只剩下200多人，像土匪一样，混身都破破烂烂的。但是，当老百姓知道这支队伍是抗日的队伍时，不顾杀身之祸，箪食壶浆，像款待亲人一样款待他们。虽然在此之前，凡是接待过抗日队伍的人，已经都被追究，甚至最后整个村庄都要遭到毁灭，但是村寨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怕的，老百姓用自己的生命捧出仅有的食品来招待他们。我后来总是想：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并没有过接受我们的新教育，是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哺育了他们，他们能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用自己的血肉来扶持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今天还能找到这种精神吗？多国部队进来的时候，会有多少人去投降啊！是不是会马上用英语跟侵略者讲：我是拥护你们的！这绝对不是我在臆想编造，因为很多人居然已在坦然地标榜：我是属于世界的，我对“祖国”没什么概念，那是落后的观念。什么是祖国？我一直在讲，在英语词汇里，祖国就是MATHERLAND，是什么意思？只要他妈生他在那儿就行了。我们不是，我们中国话讲的“祖国”是要有“祖”有“国”，我们的祖是列祖列宗，我们的国是国家社稷。天安门的西边是五色土，是山川大地的一个象征，它代表着社稷，代表着国家。天安门的东边是祖庙，供奉列祖列宗，虽然它是皇家的，但是代表着整个民族的祖先。这二者合在一起，才可以叫“祖国”。中国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包含着深厚的内容，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们知道。它和简简单单的MATHERLAND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
那么，我们的圣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抹去涂在他脸上的油彩，重新回到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要从现在开始。头些年还有不少的争议，现在应该说这种“重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我这里要强调指出，必须特别加以警惕的是一种流毒多年的恶劣的思维方式：有一些人习惯毛泽东那套，叫“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很可怕的。在“一分为二”的情况下，永远没有好，永远没有坏。你多好的来了，他马上给你“一分为二”，然后说你有缺点，要批判；你多坏的，给你“一分为二”，马上说有优点，可以支持。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在这种哲学思辩中产生的很多观念，不是在讲辩证法，而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我们现在站在新世纪开端的时候，要全面地检讨，包括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过去的时代留给我们的东西，有好多是根本不可以再要的。比如“一分为二”，在孔子的问题上就是不可取的。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如果一个人对我说，你母亲虽是好人，但是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果允许，我就回敬他一个嘴巴，因为我妈的糟粕用不着你说。我第一是爱我妈妈，她的缺点我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我的爱不是盲目的，心里都明白，下一步怎么做，我心里都知道，但就因为她是我妈妈，所以她是神圣的，不能容忍别人说三道四。这种情感必须要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圣人，对自己民族的圣人就是要像对自己生身的父母一样，是不能让人亵渎的。唯有我们中国人，提到孔子时先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先存此心，必然大不敬，必然在面对孔子时总想先去看哪有糟粕。这样吹毛求疵，哪里还会有圣人？
我决不是主张无理性的盲从，彻底的复古，不是。我说的是一种感情。中国古代很讲“敬”，如果连一点“敬”意都没有，不可能真正体会到所谓的“精华”。我们面对一个人时，如果恭敬他像恭敬父母一样，一定能很深入地继承他最优秀的东西，而且一代一代不停地进步。对待孔子的态度，如果老是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带有很多糟粕的一个思想家，永远学不好。
现在可喜的是好多事在悄悄地改变。比如说原来祭孔，是弄一帮人在演节目，大家看，全是假的。但是从2000年起，开始真正的祭孔。“祭如在”，如果你祭祀他，就要感觉到他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我补充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事都和所谓的“封建”、“糟粕”连在一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行大礼，跪拜。当年风气一开，革命一来，首先就认为封建时代结束了，干嘛还要磕头？我们认为这种逻辑推演得不对，“封建时代”与“跪拜礼仪”没有必然联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人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洋人难道就不跪吗？求爱时不都在那儿跪着吗？谁也没说那就封建吧？怎么能给女情人跪着呀？仅仅因为时髦而已。洋人向女情人求婚时跪着就是时髦，就对，但是中国人给他爹给他娘跪就不对了吗？没道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不能追随着洋人学舌，也不能追随着所谓新派学舌。
我产生这种思想是在“文革”以后，每逢过大年我都给我妈磕头。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晚上，我去见过舒乙，我们是关系很密切的“忘年之交”。他60多岁时，老太太90 多，还健在，那天晚上他正在发烧，躺在床上，就是病成那样，他还问他太太，几点了，呆会儿给老太太拜年去。发着烧，还要去给老太太胡洁清磕头辞岁，真是大孝子。孔子说“色难”，这种惟恐母亲担心，惟恐错过一次孝顺母亲机会的心境，是最难得的。母亲生我们，养我们，我们给母亲磕头有什么不对？这是最好的姿态，随便鞠个躬不足以表示至真至诚的心情。从这个简单的礼仪可以看出，不能把好多传统都归结到封建的大帽子下抹掉。人的恭敬之心必从孝行起。
圣陶学校的实践，比如说我从去年起给同学们讲《论语》。圣陶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二都有，虽然人不多，但年级多，大小在一起。我们在这方面的教学是听大课，是古代传统的办法。
古代，十四岁可以中秀才，五十多岁也可能是老童生，一辈子不行，你也别埋怨。在给同学讲课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古代的伦理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发乎情，止乎礼”，真正能理解《论语》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孔子开宗明义，从第一章“学而”之后，马上提到“孝悌”。而这里的“孝”，不是我们学者的抽象枯燥的理论课题，只有孩子能感受到这个命题的亲切，因为跟他最贴近的就是父母，一个小孩很容易理解和父母的关系，他可以把“孝”这个概念形象化、具体化，谈出自己的感受，同时接受“孝”的观念。而要教化民众，如不从这一点入手，人格的培育就无从谈起。
现在通过各种渠道，导致西方一系列观念引进，所谓的“不能干预”呀，“隐私”呀。那么点小孩有什么隐私？现在很多严重的教育问题就在于错误地引进西方的所谓人权的观念，因为一个人得成了人才有人权，人都不成，谈什么人权？不像个人哪配有人权？动物是自然生的，主要靠本能，上一代不会教育下一代。但对一个孩子，要把他教养成人，使他长大成人，现在往往是还没成人呢就鼓吹让他自己随意选择。天下哪有一个父母兄长去害自己的子弟？没有。虎犊不食子，怎么能把这个原则反过来？不要父兄去教诲他，而让他自己随意去选择。那么小的年纪根据什么去选择？所以当今很多理论、诱导是完全错误的。虽然经常谈抵制西方这个或那个，我看事实上接受的越来越多，而且是错误的多，应该抵制的不抵制，不该抵制的坚决抵制。从以孝为本教育孩子这点看，我们中国的圣人还是高明的。
并不是说一家之言或排斥外来的思想，没有，包括《论语》。李安纲教授第一句解释就不一样，学而实习之，我的学说被现代当今的人来遵从，不亦乐乎——我内心很高兴。别人没那么讲，别人都是说没完没了，温习温习，完了再学，来回翻跟头，不是。我们过去学习加重负担，主要是“学而时习之”。一个字写80遍，这就“学而时习之”了？受不了。这个例子说明，尊重传统，并不妨碍我们用各种学说、各种思想重新理解孔子的论述，但孔子的论述本身不能抛弃。我们要认真考虑他在两千多年中对我们民族的建设，确实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圣人。
当然这里不是说不是圣人，一定要捧出一个，那就自欺欺人了，不是。我们实实在在地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圣人。我们经常是这样，必须得出口转内销。如果用出口转内销来谈孔子的话，法国的大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始自孔子。好多人并不知道，批林批孔的革命派们都不知道。福尔泰推崇的就是孔子，从孔子的思想里找出了民主、找出了自由、找出了人性，比中国人强多了。中国人到现在一提孔子还说呢：裹小脚、不许女孩子上学等。这都不是孔子说的话，是后来许多的社会现象，没有真正了解和理解孔子的时候就给孔子蒙上一个小小的面孔。所以我建议，我们在复兴中国文化时要把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中国孔子的论证重新翻译出来，给中国人看一下二百多年前法国人怎样认识孔子的。孔子的圣象在许多国学是倍受推崇的，在日本、韩国，春秋两季承心承意地祭祀，因为是孔子给他们带来文化、带来人伦道德的建设、带来了文明，而我们把这个文明抛弃了。
所以我觉得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们教师节在中华民国时是孔子的生日，现在不能因为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我们非得处处对着干，这是没必要的。不能按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敌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这不行。孔子作为万事师表，最起码是他开创了私学。他是第一位私学老师，就这一点而言，用他的生日做教师节有什么不妥当呢？我们不能变来变去，没有道理。我提倡我们学校里教师节就选孔子生日这天，我希望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最后教育部也得承认。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就这样了。我们一定要纪念孔子，在这一天，让孩子们能重新认识我们有民族的骄傲。一个民族如果没什么可骄傲了，那就没法自立于民族之林。要有自己的骄傲。我们这个骄傲是什么？我们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出了个圣人，这个圣人和西方的圣人不同：在西方有 这些大哲学家，在轴心时代出现了，他们提供了抽象的思维，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这样的人。他能教导人，能处世间。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这样的人，他让人们建立起人伦的道德，能志立于一个走向大同的理想。对于孔子来说，我们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事，是个根本问题。
现在看西方，引进到中国好多东西，但有一点，往往乎略，就是西方的一个深厚的宗教底蕴。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去过欧美，我在美国就感到社会的祥和。不象电影电视演的那样总出现暴力，具体社会不是那样。他的报纸专门搜寻这些事，见怪不怪，整体社会不能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总体来看很祥和，西方人很有礼貌。我们的礼仪之邦将来叫取礼，即把中国的礼仪一定要建立起来，否则我们很羞愧，比不上人家。人家见面很有礼貌，中国人却象到批发市场一样，一打招呼瞪眼看人。亚洲人刚一去时很害怕，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打什么招呼?所以西方不是有些人想象的象天堂一样，也不象过去官方描绘的象地狱一样。要看到人家文化的背景，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背景，被破坏了。侯润之先生写过一个东西，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当时他记录一个外国人在上个世纪初到北京来坐人力车，发现人力车夫间发生争吵时骂人，就问翻译骂什么呢？那时候骂人最严厉的就是骂“忘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说这人不知羞耻叫“忘八”。翻译说：人力车夫说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种道德中这人不知羞耻。这外国人说中国人高，人力车夫在骂人时有这么高的理论，知道不知羞耻是不应该的，很佩服，说中国人骂人都这么高水平。现在骂人就很难听了，没水平了。
我母亲就上过两年私塾，我母亲一张口竟是文言，我就很纳闷：她不只是学的，是听的，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我们的长辈没有学历，但有学问；没有文凭，但有文化。现在颠倒了，现在是有文凭没文化。现在大学生都变成什么样了？惨不忍睹。不知他做什么事，一张口很粗野。
列宁讲：革命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贵族，很好的理想。列宁就是一个诗人，革命家一开始很多都是诗人，浪漫、理想。但到现实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的革命最终几乎把人变成痞子。毛泽东讲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真的成为下里巴人了。我们的语汇太贫乏了，形容好只能说：好，好可爱呀，好好可爱呀。什么酷毙了、帅呆了，把我们传统的文化丢掉了。
现在都和美国学，美国何许国家？二百多年，美国人的文化是多元化的，他的贵族文化是很讲究的，彻底从英国带来的贵族文化在美国也有，但美国也有最低级的七皮文化，我们就看中那个了，偏学上课“猴了蹦”的那个样子，说美国的教得多好。不是，美国的精英不是从“猴了蹦”教出来的。人家给你个障眼法，让你全中国全学美国的“猴了蹦”，那不是把自己给毁了吗？一说“减负”，教师倒轻松了，上边让减就减吧，那要耽误多少人？
文化大革命出了个黄帅，现在办教育出了最大障碍是家长，因为这时候小孩的父母正好是黄帅那时候的，他对你好着好着突然就变脸了，狗一样。把当时黄帅批教师时的狰狞面貌又露出来了，说翻脸就翻脸。他从骨子里对老师有那种不尊重，现在迫于形势，有孩子了，不得不教育他，一旦不合适，他会想：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教两年书吗？马上就不尊重你，骨子里带的，这教育太可怕了。华国锋写了一个展览的展字是一个尸体，到现在都是这样，北京大学负责教育跟我的联系的人，我心里特别不舒服的一条即这个人是个能人，可一写展览的展字就是一个尸体，改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
有的人有很高的志向，要从政或搞什么，我没有。这十年来除学术研究外，我确实了选择教育，和老舍的儿子87年在北京注册办了个“幽州书院”，搞了十一年的面向社会的义务讲学，每个星期天上午叫“星期义学讲坛”，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面向社会传播学术思想，这十一年我认为应该向民众传播一些高雅的、向上的、深厚的东西，但后来我又发现光这样不够，因为人一旦长成了后，特别是15岁以后，好多事就定下来了。
我今天这个样子不是15岁以后决定的，我从小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多。每个人必须要分析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为什么有今天，才能理解别人。因为我父亲本身就喜欢文化，和书法家画家是朋友，我们家挂的都是这些东西。大家一听，肯定知道我出身不好，所以我见过世面。从明、清以来和近代的书画家作品几百幅，都在家摆着，没事老看，这是一种熏陶。我父亲很重视对我的教育，我的书法是和中央文史馆学的。我的绘画和 学的。我身体不好，开个玩笑：我从周一到周三病一次，周四到周六又一次。但我到初中时，一个同学的父亲是祖传的武术世家精授拳法，本人又是老中医。我去他家上小组学习、做作业。我师父觉得如此可教，收我们做徒弟。我是磕过头，拜过师父的，所以我带来很多传统的痕迹，从小给老师磕头就没难受过，天地均亲师吗。当然那个君我不想给他磕头，天、地、老师、亲人都可以，为什么不给君磕头呢？因为他不够格，如果他够格，我磕也情愿。为天下老百姓跪一下无所谓嘛，有个好的领导人有什么不好？但没有，所以后来我就学习武术，学习中医，这些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都派上用场了。我后来从农村出来谋生，插队放羊七年，从农村上来时是挟着一卷画，拿着一支笔找工作。先是画画谋生，在生活过程中有人欺侮我，在关键时刻，我的武术起作用了，文革时没人敢打我，其实要真打我，也把我打倒了，他们一看我会武术他就害怕了。我的医术不仅给可爱的贫下中农治病，我父亲有一次几乎丧命，舌头都直了，把儿女都叫来了。我把所有哭的都拱出去，我给父亲扎针灸，生给扎活了。我后来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为什么能不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受到传统文化的益处。我也不是不接受外国的东西，我父亲买了点心带我找外语老师，让我学外语，我也很注重对外语的学习。我的外语老师也很有趣，他是一个传统文化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他外语好到什么程度？正着看不顺，要倒着看，因为私人教学都是对面坐着，所以他反看比正看还快，看惯了，英语特别好。
有人不接受，古代的东西能复活吗？好多民族古代的语言都丢掉了，不可能再复活了，不对。这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定有决心，教育会起到决定作用。最简单来讲，英语你会吗？你不是不会吗？你怎么就会流利地说英国话？连英语都会，中国古代的语言你不会，这不可能。关键在于教育，在于理念，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做这个教育。
我跟我的老师说：古代人说话太麻烦，听不懂。他说你不知道，你们从小没受过熏陶。我当时10来岁了，已经有点晚了。当时环境也不允许，那时和现在也差不多，比现在左一点，传统的东西在学校里很难得到。他给我表演了20分钟，即来了一个客人，他去迎接，在令堂里蹲着，非常流畅自如地，一会儿当客人，一会儿当主人，来回表演，听起来如诤诤的琴声，如淙淙流水，那么动听，那么文雅，但我学不会。我和李教授讲，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做启蒙的人，我们自己不去做。因为人有一个养长期，讲空间吗，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四维，第四维就是时间。你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再也得不到了，即语言中枢。比如狼孩，从小和狼一起生活，后来再教他说话他不会了，因为人在语言的成长时间，那个时间是最佳时间去学就能学到，否则就学不到。所以我们作为教师，教育不得法，就会误人子弟。
传统教育里也是最合理的，现在讲最科学的大家千万要记住。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任何人讲，圣陶也好，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好，我们是主张科学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是科学的，是真正科学的，不是凭感觉的，说小孩在那儿又蹦又跳就是好，不对，这不科学，科学是什么?应该是他把古人圣贤的话象歌谣一样地唱，这是科学的。他唱什么都是唱，反正是唱哪个他也不懂。比如城里的孩子说牛马羊，你就叫他唱到年底他也不懂，见马见羊他都分不清楚，不懂，因为他没有生活实践，所以对他来讲，念圣贤的书和念普通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下面要牵涉到一些具体教育理念，要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我们先确立圣人的神圣性，这种崇仰，这种不可亵渎，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种敬心，往下说都是白说。仅仅把它作为具体的教法，具体的方案等，或增加一个技能，都没用。因为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问题，这有什么用啊？没法回答你。但只有确立了这条以后就可以回答你，就是要培养做人。只有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气节的人、一个知道廉耻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最终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想插进来两个问难，一个问难是前年北大的学生实习后，我和他们座谈，我特别欢迎问难，包括今天如果有人给我提出来，给我造成非常深的印象，使我能有的放矢地回答。
第一个问难是中国的文化五千年，孔子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在背“四书五经”，贪官污吏也不少，乱人贼子也不少，坏人那么多，今天你还读它有什么用？很多人都那么想，包括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有人说“老三篇”都背下来了也不管事。我回答说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找到一种民族，一种文化，只要学了这种文化都能成圣成贤，决对不出贪官污吏？没有。我先替你回答，绝对没有，没有这种保障。那么说没有这种保障为什么还要教育？我们的教育就象刚才所说的，他举起来的是人类的智慧的火炬、道德的火炬、人伦的火炬，这个火炬是一个光明，要引导人类和社会的前进。但这个火炬总有照不到的角落，你不能强求它把一切角落都照亮。如果有的人非要到角落里去，只能由他去。我们引导的社会主流向着光明这就足够了。但可悲的是我们今天连这种引导都放弃了，火炬都要熄灭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不要在这个火炬本身上去找毛病，而要举起它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女同学提出的，她说我觉得你们的孩子太痛苦。我们的孩子背了多少东西呢？现在三年的时间“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大学”、 “中庸”、 “论语”全文，共近两万字，还有“孟子”的一半、“黄帝内经”一至十篇、“声律启蒙十三韵”，还有其它，更快的还有“老子”，有的81章都背完了，其它的包括一些诗、古文、“出师表”等，几万字吧。当时还没背的时候她就说你们孩子很痛苦。我说你和他们接触了10来天，你觉得他们痛苦，你看他们痛苦吗？她说我倒没看出来，我内心替他们痛苦。我说我很理解，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学外语痛苦吗？如果学外语痛苦，你学不学？你这十来年从小就在学外语，你怎么面对这个痛苦？首先，我们确定，学习没有不痛苦的。什么学习就是革命都是胡扯的，他一出来，我就说他是骗局。因为我做过书，我知道怎么能骗人。那标题都是骗人的。学习与革命一打出来是什么心理呢？即人有一种避难趋易的心理。为什么都想当神仙？吃一粒仙丹就能长命百岁，多好哇？那是不可能的。想活得长不知怎么修练的，费劲大了，天下没有那么轻易的事，现在在这件事上你为什么觉得痛苦还要学？她说她将来有了孩子决不上你们学校，不念这些东西。我说你有没有决心让你的孩子坚决不学外语呀？肯定没有，而且你的孩子以后坚决要学外语，而且恨不得不学中国话，就学外语，是不是这样？你这里就包含一个公立的观念，觉得中国的文化没有用了，读外语可以上美国，说白了就是这样。我讲得很不客气，但把她的内心给剖开，这个前题就是你觉得中国文化没有用，不值得用那么大气力来学习它。这已经成为另外一个问题，绝不是背书本身痛苦的问题。况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孩子不觉得痛苦，没有一个象以前描述的那样，打手扳、拳打脚踢才能背下来，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孩子的潜能和我们教育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能性。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难，每一个问难本身都有一种背景，这背景如果归结起来就回到刚才的话：还是对待文化，对我们圣人敬与不敬、一个情感问题。从情感发展到所谓的理性，就导致了对情感的疏远，就这么恶性循环。那么这种问难从反面激发了我们对如何学好传统文化；如何来对待传统文化更深入的思索。
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那时候我们是从98年开始建立学校的。酝酿是从92年，即“幽州书院”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觉得应从孩子抓起。92年开了一次“国学英才”培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当时张大年、周振甫、张志功、吴小竹等，包括中医药研究院的老教授、老专家象陶宝圣、李精仑等，特别是象周振甫先生，原来是无锡国学师专的，后来很有成就，他们都来参加，最后我们共同写了一段引言，来复兴国学的引言。这个会提出“兴灭继绝”，这都是很传统的话，老先生不爱听，他们说：我们还在呢，怎么绝了？又改为传统文化存亡蓄绝之继。
说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
应该说没有亡，但有亡的危险，没有断，但有断的可能，叫存亡续绝之继。为什么要这样提？大家要注意，即传统文化只能用传统的方式来教,这是一个理念，如果不这样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关关鴡鸠，在河之州。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应该说是古诗今译的先河，翻译得很好。他怎么翻译呢？呱呱叫的大嘴鸟呀，站在水中央，但在国宴上如果这样翻译叫什么呢？只能说关关鴡鸠，在河之州，就得原汁原味，不这样讲就不是它。就只是这一个它才能表现出来，没有这种语言自身的话语的资料，就不可能再现他的面貌。
所以恩格斯讲：真正的理解一个民族，必须要学好他的语言。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同样地要了解我们民族的根，如果放弃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强调传统文化教育就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主张过多地强调汉语今译，汉语今译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做到辅助作用的，但决不能替代，替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制造一个新的民族危亡，民族文化的危亡，一点都不过份。第一步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就阉割了一次，如果再改成现在语体的今译，我们就不是阉割了，就是消灭，连个宦官都不像了，宦官还是个半拉人，到那时连人都不象了。因为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是虚意必拿，一个古典的东西比现在口语说句话要难一些，肯定的。最后整个民族对古代的东西都是大概齐，翻译如果翻译错了，那都跟着错，这样同样一句古代的话会出现10种译本。
在这个学校里，孔教的学院下面的孔教中学的学生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这儿开过研讨会后给他们点时间，请他们的同学讲一讲开纪念孔子研讨会的感受。学生上去以后,大家是大失所望。他说我们并不了解孔子，孔子的话我们也不会说几句，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好人，大家出于礼貌鼓掌。但我说，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这几个同学说几句话：世界上不仅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人要成为正直的人，成为好人，就是你不要中国文化去做个正直的人，我不反对，刚才大家鼓掌也是对的，但做为一个中国人连自己的文化，中国自己的圣人的学说都不知道，你仅仅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中国人要通过自己的文化体系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和我们中国人通过别的体系成为正直的人有相当大的差别，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要都按这个说法去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民族文化可言，换言之，我们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了，替代物也有，正象大家说的，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也培养过许多志士仁人，那中国人都变了就算了。在香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现状。
相比之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教委一大德政，即允许这么一个学校出现。出现后引起很大轰动，这个学校一开学的轰动是因为98年发大水，我们学校收养了大洪水里救出的江珊和她的姐姐到我校来，其实这也是个小的插曲。
当时我们看完电视就想，也不能为灾区做什么贡献，办学校嘛，多一个孩子没什么问题，就想接纳。我一打电话对方说现在好多人想要这孩子，特别是许多厂家，好多品牌都想要，但我们有条件，就是必须把她姐姐一起接走。这些厂子只要江珊，不要她姐姐，目的非常明确：这个能当广告用，那个不要，这钱不花。听了后我和舒乙等二话没说，两个都要，我们没这想法，她来我们也照样讲课。后来也有誇我们的，也有骂我们的，说她是超生的，你们鼓励超生，什么事都有。舒乙先生讲：这孩子该不该救？难道解放军划着船去救孩子还要问是不是超生的，超生的就淹死吧，没有这样啊，不是见人就救吗。首先得决定该救，该不该生是爹妈的事了，那么该不该教育，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因此圣陶学校从开学始就扬名天下。新闻界是很难控制的，有的人争名夺利，如果陷到名的旋窝里，会感到世态炎凉。江珊姐妹俩在这一个月内成为记者轮番轰炸的对象。我们接待了几个记者后，舒乙先生、我和校长等决定：不要他们报道我们学校。我们要保证孩子正常生活和学习。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她来当广告，而是让她们学习，哺育她们成长的，谢绝采访。以后过了才一个月，这个风就下去了。带之而起的是圣陶学校在读“四书五经”，轩然大波，所有新闻界的耳朵立刻都竖起来了，都往这儿跑，而且来了以后，江珊的事没人提了，跟没这事一样，它已失去新闻价值了。因为在新闻界讲究新闻价值，失去了价值那就是零，他已不关心，绝不会出于人道等，都与他们没关系了。
接下来连续这几年都是围绕着圣陶学校的教育，连篇累牍，多少家报纸、电视、电台，包括美国的美国有线，日本的NHK。NHK先是新闻，去年又来拍一个电视片“孔子在今天”。两条主线，一个是孔子的家族；另一条是圣陶学校在办学，学习孔子的学说。这个电视片在日本获金奖。NHK 播出后，在日本轰动很大。当然编导本身也存在一个调侃的心理，他觉得孔子家族在这儿叙家谱时，他们讨论各出多少钱，觉得很可笑，这件事也很严肃，但也有令人不太如意的地方，在这儿争资金多少这些事，但另一方面还是对这个学校更为感兴趣，能够真正传孔子的精神，是要通过他的著作去认识他。
我们的学生到曲阜以后非常有趣，曲阜有一个论语公园，里边到处刻着 “论语”，用的是各种字体。我们的孩子不管什么字体只要认识两个字，他们就能流畅地读下来。人家都奇怪，当时刻碑的人说：你们的孩子怎么这么了不起，怎么篆体、隶书都认识？我心里话，他就认识俩字，别的都会背，他是背出来的，连甲骨文都能蒙出来，这就是背的功效，很生动。在那儿不期而遇，我们同学正在给孔子行礼时，后边出来一排人一起行礼，是孔子的78代孙，他娶了个英国媳妇，女儿是金发，当时他很感动。在宴会上他就讲：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孔子的血，是一脉相承，但我不会背“论语”，圣陶学校的学生不是孔子的嫡系后代，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们会背“论语”，而且理解了“论语”的精神，我代表孔子的家族，向圣陶学校表示谢意。当时我们也很感动，孔子的后代能讲出这番话也是很动人的，因为他女儿唱英文歌唱得特别好，舞也美国式的。
圣陶学校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建立起来后，我们要达到预期效果，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在建校前两个月，做过一次研讨，当时中央台一个儿童节目负责人说他非常支持建这个学校，他也可以向我们介绍些经验。我说那好呀。他说我们经常进行传统教育。我说那请教一下。他说比如我问小学生，你吃过粽子吗？他说吃过粽子，然后就是屈原。我说我不同意，我说你的教育把屈原都忘了，就剩吃粽子了，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屈原，屈原不是粽子所能概括的。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那很简单，我让他背“桔颂”、 背“涉江”，甚至于“离骚”的片段。孩子只要在朗诵“桔颂”，背“涉江”、“离骚”时，他就是屈原，才能真正体会屈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理解孔子只能通过“论语”，不能听别人说，别人怎么分析论证你不要听，只能做参考，你自己要去背“论语”自己去体会，要认识屈原，你如果不去读他的作品，就不会真正认识屈原。在这一点上就显示出我们跟他的分歧。那么这种分歧我当时没有说服力，他说那你们的孩子会讲什么？我不能回答。
刚刚建校的时候，从河北来了个小孩，那家长在家对他进行过家庭教育，那小孩能背“三字经”，我们对他就感到惊讶得不行了。开学之前论证这个会，我们就请了好多名人，全国政协委员包括王铁成等人来视察，他们参加论证可行性，我们就找了这个小孩背“三字经”，一口气背下来，当时惊讶得不得了，而且跟这个孩子家长说能不能让这个孩子一开始就到我们学校来，家长提了许多苛刻的条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三字经”背下来，他提出每个月要多少多少工资，他就陪他女儿来，我们就没有要他。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后来进行教育的结果远远地、大大地、长长地超过了他，他的孩子回到家里以后仿佛就退化了，因为他不能天天围着这孩子教他念书，而且那孩子也没兴趣。为什么要通过学校这种形式而不是回到私塾？就是学校这种形式和个人在家里单独教完全不同。我们概括来讲，我们在引导学生背诵的时候不是着重于内容内的兴趣，而是启发他内容外的兴趣，这是我们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在没有理解之前，这个兴趣不可能那么高，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不会成为他的兴趣上的障碍，因为有大量的内容外的兴趣存在，比如说孩子们的竞争意识、求胜意识都非常足，我们现在提倡鼓励教育，那么这种鼓励教育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就是如何使孩子能心甘情愿地争先恐后地来学习？在我们学校里形成这种风气，这种风气造就了很大一批孩子，他们不用你去打他骂他，在每一个学期期末时无一例外地通过考核，都能达到预期标准，这里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是最终都能过。不是过去所说的精英教育，精英是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的拔苗助长，但是没有这个环境，精英就不会产生，没有这个环境，有些孩子就产生惰性。任何一种学习肯定是要刻苦，刻苦和痛苦没什么区别？刻苦是主动地要吃苦，痛苦是别人看着难受，就是痛苦，就这点区别，主体都是他一个人，理解不同而已。
今天我和李教授一起谈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快，不痛则不快也，光想快不痛了，快不了，不可能。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是定而无疑的。在具体的教学方面，我们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最终我们的孩子在社会上，在同辈的同学中，显示出的优势是和我们三年的努力分不开的。
这里补充一下，目前我们是双轨并重，九年义务教育的应试教育我们是一点不落，用北京统一的试卷，而我们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是和它并行和。
圣陶学校办了三年，重新强调一下，我们不是为了盈利办学，也不是简单地为教这几个学生来办学的。我们确实象今天会标所写的：奠基——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伟大复兴而努力。可能有人会讲，你是不是太狂妄了，你们这么个小学校，这么几个人，难道能承担这么大的历史史命吗？我觉得可以。孔子只是一个人，弟子三千，贤人72，在中国也不算多，但历经两千多年为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我们今天在面向新世纪的时候，就是要团结一大批人共同来做这个的努力，证实我们的东方的教育，东方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将东西方的教育理念结合起来，会创造一种新的人才，新的文明。
这里必须要回答的是，我们的孩子从一年级起就学外语、学电脑，同时我们正在积极编纂我们的教材。除正在应用的外，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理念通过教材表现出来，预计不超过三个月拿出来。因为我们已有三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开了几次研讨会，要把这些东西归拢起来，大概设想一下，即把做人的理念作为最基本的东西。
在我们圣陶学校这种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没有所谓的难易之别，甚至于先难后易。所以我们把九年的教育分为三档：前四年是基础精典教育，即一生受用不尽的做人的基本教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要产发出新意来。五、六年级要逐子百家精选，让他有所涉列有所了解、扩展。初一、二、三才是识文，所谓的“古文观止”，古文即后来在文学史上发展，就是识文。即在精典基础上应用文章，诗词歌赋，陶治性情。因为到那时孩子也比较大了，在经论外，诗词于世，把这些做好，基本构想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里不同的是，我们预报一下，我们的教材正面是简体字，重点文字加以考证的读音，后面是繁体字，竖排。我们要求孩子要能认识繁体字，不要求会写，但要会认，至于会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不管。同时在前人翻译的基础上，我们广泛搜集之后，拿出今天的中国古精典的英语译本。我们的孩子这学期就在背诵英文的“论语”100则，即我们的孩子在给别人宣讲中国文化时说的是英文，是孔夫子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将来走向世界时，他有能力用英语来表述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而在他有一定的学识后，这种教育会回过头来加深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翻译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这在学术上、文化上、教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除此之外，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背背书，在做人和基础上要增加他的全面休养，我们孩子琴、棋、书、画都要学。现在我们的孩子学画国画、练书法、练武术。我们从少林寺中华武校请来的教练，每天清晨六点二十起床后，在校园里都是哈，哈的练武的呐喊声，底气很足，精神面貌不一样。我们现在要有一整套的理念，做完全的调整。当然我们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筹建新的校园，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容纳更多的学生时，请大家去参观，好多同学讲，能不能现在去看看，因为这学期开始以来，中央电视台等各方面接待得太多了，上个月校董事会决定尽可能地不再做接待，因为老是表演，怕对学生有太多的干扰。
顺便说一下，我们学这么多，又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又要完成我们自编的教材，加在一起学生们是不是疲惫不堪？没有。李教授前不久去过学校，他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孩子确实是生动活泼。现在涉及到很多的家长，甚至老师认为脑子用多了会不会累坏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的生理机能来说，人的大脑的容量，现在开发得很有限，并没有充分运用，只是我们教育不得法。昨天我听一个人讲他的孩子非常可怜，才一年级手指写得变形了，一个字写一百遍，那没法不变形，古代也没这么残酷呀。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教育不得法，并不是学生学得多了。
应该说我们的孩子时时都在学，但我们不能让他感到劳累，应该是寓教娱乐，有很多变化的形式，使学生获取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在圣陶6：20起床，一天三顿正餐，两顿加餐，加上各种课外活动，一直到晚上9：20熄灯就寝，整个过程穿插有序，生动活泼。有些需要管的一定要管，动若娇龙，静若处之。用毛泽东的话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这样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该动时要动，不该动时一定要守规矩。
比如我们强调：食不语，寝不言六个字，在圣陶里面必须做到吃饭时不许讲话，养成习惯，你让他说他都不说，我们叫当食时心注于食。吃饭时就好好吃饭，要琢磨一下这是天地精华，没有太阳，没有风雨，你根本吃不上这粮食，没有农民耕作，没有你的家长出钱来抚养你，你能吃上饭吗？佛教有句所谓古观堂，就是吃饭时要好好考虑，非常正确，而且有助于健康，不易噎着，吃饭时好好吃，孩子们长得很好很壮。
教育是全面的，我们要尽可能把传统的、优秀的东西、好的东西努力继承下来。至于说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是有些构想的：一个是最近把教材拿出来，我们请了一些学者，包括北大学生的考察报告，把书面的东西总结起来。明年筹划8月休假期间要在圣陶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正跟有关方面筹划。关于圣陶的话题，先讲到这里，下面大家提问题我来答辩。
问；请问王教授，您上课的教师，特别是课堂教学，比如说背诵一段，老师同学怎麽理解这段话？背是肯定的，学生不理解是不是也这样背下来？
答：圣陶的教学是水滴石穿，每天早上十五分钟，晚上十五分钟，下午最多不超过一节课，就这样全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求教师不要把字念错，一定要教正音的字，就带他读，督促他背。但进度参差不齐，有的快，到老师那儿请老师督背，进行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对老师的要求是绝对不要讲，一讲倒记不住了。这个你们今后可以探索、实践我说得对不对，一讲就记不住了，记住你讲的那个了，这也是我们现代教学的一种弊病。很好的一篇散文，最后七零八落的全都没记住，就老师分析的段落大意、提纲全背下来了，没用啊。多少年后提纲也忘了，文章也没记住。我们要求记原文，重点记原文，要做到脱口而出，烂熟于心。
那是不是不去理解呢？也不是。由谁来讲呢？我们圣陶有一个优势，即“三字经”是现代的大儒于敦康先生，博士生导师。他一开始不想讲，他说我都70来岁了，带博士生，王志远非拉着我给小孩讲课。我说您去了就会喜欢讲，他不高兴，带了一个博士生，让他讲，他坐在旁边。结果他听了十几分钟，坐不住了说，你下去，我来讲。为什么呢？孩子们在那里呼应。他问一个二年级小孩，什么叫三才？小孩说：天、地、人。教授说你讲讲它们是什么关系。小孩说：人最重要。教授说你上台来讲一下人为什么最重要，小孩给他讲一通。他特别惊讶，又换一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你要相信，这些典集是中国的典集，中国的典集除了坎以外，中国人还是能懂的，是朦朦胧胧的，让他自己去琢磨，然后专家去给他点透。后来的“中庸”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博导讲的，“论语”我来讲。
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求一点：要融合贯通。比如我现在讲敬畏这个“畏”，孔子说什么地方要畏，同学举手说：君子有三畏。他中间必须要背熟才会知道，现在大学生都做不到，翻书都找不到，来不及。必须让他背。我们后来体会到，孩子的理解力是超乎想象的，比如我们坐谈“孝”字。五年级的一个孩子站起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好，对我也很好，就是对他爹妈不好，这个人能不能交？我说你不要问我，大学谈。高低年级都在一起，一个刚上三年级的湖南孩子站起来说：不可以。我说恐怕所有举手的同学都认为不可以吧？大家一起说不可以。我说那你们得说为什么不可以。这孩子语出惊人地吓我一跳：第一句就说管仲对齐恒公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想这孩子够利害，他说：如果一个人把儿子剁成肉酱给你吃的人是不可以信的，到关键时刻他会背叛你。父母是最亲的，如果对父母都不孝，这个人你跟他交不好朋友，最后他要出卖你。后来我在别的场合问过他，你背“论语”哪句话印象最深？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就是说我们孩子读古书后不会成为书呆子。我们对古书太不了解了，古书不是一部教书呆子的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他读了古书怎么会没有智慧呢？他有这种辨别能力。他走入社会时，看见一个人花言巧语时他自己会解释，他说花言巧语的人你别理他，鲜矣仁，仁爱之心恐怕不多，他琢磨着要骗你。给他讲时一定不要拿书，迫使他调动自己的记忆，积极回答，答不上来的回家自己琢磨，还要好好背，能融会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将来会有创意的。
举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学生是来自离异家庭，他和他奶奶过。他奶奶和他母亲间关系不融洽，所以他两年多都没看她，后来他给他母亲写了个明信片：妈妈，您的生日马上就到了，我向您表示祝贺，为人子，止于孝，我永远是您的儿子，我将来会孝敬您的。他母亲拿着这明信片到他婆婆那儿，泪流满面地说：我跟您关系不好，没想到您能把我儿子教育成这样，还没忘了我这个妈。他奶奶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教的，是圣陶学校教的。
不要小看古代的六个字：为人子，止于孝。他知道他做为儿子应该做什么，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儿子就是儿子，你当国家主席也好，你妈就是你妈，不能就改了，就比你低一头，不对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我们中国人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他去衡量一切，用这个尺子去衡量社会，这个社会才能走向稳定，走向正直。
问：老师，您刚才说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觉得很重要，您在教学时要求他们背的内容非常多，在教时要不要教他记的技巧，这方面您是怎么做到让他记得又多又牢？
答：具体记忆的方式有很多，在技巧上是有的，我曾和同学谈过，因为在背书方面我自己也有体会。用佛教讲的有六根或感觉器官来讲：眼、耳、鼻、舌、身。我们现在一般的教学通过眼看心识，然后再发自于舌根这个途径。那么现在我们倡导的这个教学应该是耳根。一个民族的发展和一个人受教育够不够，古代传统来讲都是先听，特别是小孩不认字的情况下要先听。耳根听完后然后是舌根要复述，复述完以后才是眼根。它整个教学的程序就变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就是要观察他说得对不对，来判断他听得准不准。同时在舌根的表示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按照我个人的经验，经常教我们的学生，我说你看那飞机，要在速度很快的时候才能飞起来，飞机飞起以后就很平稳。我们记忆经常也是这样，记忆脑子是一方面，脑子与嘴是不协调的，你要注意到，这就是科学，这两者是不协调的，为什么？有时候你脑子记住了，实际你嘴上说不出来，给你加以判断就是你没记住，客观上也没记住。为什么没记住呢？你舌根上体现不了你的意识。我教育学生一开始时老师教的一句一句的，马上你记下来时，要经过一个加速的过程。比如背 跟绕口令似的，跟说相声一样，叫口条，把舌头搅得张口就来，不会错，到时候就叫作下意识，就出现了。这六识里就把这下意识调动起来。调动出来以后，他什么时候一用就是一句。如果这程度要是没有舌根的这种活动，根本是连不到一起的，形成不了。所以你给人的感觉老是背不好，磕磕吧吧，要克服这一点。这一关过去以后再放慢速度，吟诵也好，腔调也好，这就出来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还有一个问题老 生也都是我同现阶段也观察到，我们调动他的记忆力，巩固他的记忆力就是逐步，逐步不要简单地机械化，而是通过讲来调动大家的思维来做这个准备，如果你单纯地让他复习功课，他没法复习，但是如果象我们讲课这种方式，那么有些同学就要不断地回忆，调动他脑子里的因素来组合，这个过程也是增强记忆力的重要方式，才能够使他不断地来加强记忆。我们现在对某一个行业可能比较熟的时候，对来讲那个东西就不记而记。我当初刚学佛学的时候，好多概念都记不住，找我老师，他说背不下来甭背，我说那哪行？那怎么考试？他说你既然背不下来你怎么背？那你只能是多用，自然就记下来了，反复重复，那么如果你单纯地，比如说现在有人哗众取宠地把孩子揪出来给人家表演一通就完了。回去不管了，这肯定不符合教育。但是如果你把他做为学校的一种风气、一门学问、一门课程，大家不断探讨，研究他，接触它，最后他会建立一个永久的记忆，而且有一个过程：15岁以前，小学以前记下来反复地记的东西，一辈子不会忘，说是记了，一捡就拿起来。但是过了这个年龄，15岁以后，心智大开，男女知识全知，就不灵了，心就乱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心还能比别人静得多。否则全都乱了以后就是从单个记忆的角度也很难记东西，很困难。所以我们进入大学以后再学根本精典，包括中医，去背“内经”，全都记不下来。
问：圣陶学校的一个宗旨就是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其中也包括西方文化融合起来培养新人。您讲了毛泽东的例子，您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在中国的学生，并且他还用了秦始皇的作法，以至于他在中国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根据是必然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古文功底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他这方面的文化是深厚的，他为什么还出现这们一个悲剧？圣陶学校是想用这个传统文化教人做人，我们怀疑圣陶学校这样作法功效到底有多大。后来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他转变了支持这样做和背后的东西。
答：我曾经有一个大略的看法，文革中批儒、法家，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宽的长河。在这个长河里，龙蛇具在，有很多的东西在于应用，这个应用因人而异，比如作为毛泽东来讲，他也不是现在说的法律那个法制，他走的路在那里应该说在愚民政策方面用到了相当的一个极限，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会不会有这个危险性呢？学哪种文化都有危险性。这里包含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学习传统文化中最推崇的是什么？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里面的阶级斗争的严酷性，和秦始皇的苛政加在一起，太吓人了，光是秦始皇还好一点，而且后来的的汉承秦治并没有把秦始皇的东西全抛去，只是他要减去苛政然后修养生息，你去观察一下文景之治和秦始皇之间的关系非常象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出自四川非偶然也，邓小平的全套就是道家的思想，他只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但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告诉你：不要讨论，一百年不讨论就这么干，只要见好就行，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这些观点好多都来自道教。但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天天看历史书，勾心斗角地找来找去，而且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又有王气又有霸气，而邓小平不是这样，他确实就象文景时代那样，他不言而言。我们今天能这样，就是他不干预过多时，中国得到很大发展，在这点上，在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我们可以预言，如果他不继承传统文化，当不了我们的最高领袖。包括江总书记，我们现在讲也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不是我奉承当官的，就不容易了。在我们共产党队伍里选出这么一个人来，还能写毛笔字，还能做诗，好不好另说，能有那么大文才，不容易了。这个人继承邓小平能做个太平天子，应该是很不错了。我们将来的孩子们如果在我们教育模式思想引导下，因为我们现在更强调科学和民主，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我们这种新文化中决不是要把这面旗扯掉，是要从我们传统文化中控制它科学的成分，而且要把民主的精神继续发扬。你细细想想，在世界上其它国家里包括现代国家里，像中国古代那种民主也不多，现在都看西方国家能骂总统，我们古代骂皇上还少吗？不少。不正骂捌弯也骂，骂完了大家说真好，把它藏于民间，传之于后世，烧都烧不净，就要骂皇帝。这种传统不是没有，是我们没有把它挖掘出来，民主的精神在中国也不是没有，我们没有发掘。
问：想提的问题就是您信教吗？如果您信教，那么作为一个党员当中的彻底的无神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宗教当中的虚拟世界、虚拟的神中有没有冲突和矛盾？如果您不信教，那么您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您刚才提出引导人们宗教崇拜，让我们感到您学识非常渊博，而且是一种十分虔诚和充满魅力及感召力的传教士，如果您不信教那您拿什么来支持这一切？
答：我从84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北大讲课到今天，每场回答的问题几乎都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参加编了一个杂志叫中国宗教，做了三年主编，受赵朴老委托，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即你信不信佛教，我当时回答很策略，因为我刚才暴露身份了，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肯定不能说我信教，但是我相信真理，而且我讲了，不管真理在什么地方，只要是真理我都相信。应该说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襟怀应该是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应该是不论真理在什么地方都应为我所用，为我所敬。在这个原则下，我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在佛教中蕴含着大量的的人类的智慧和人类智慧的真理，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就拿佛教来讲，因为我是研究佛教的，我现在很多场合下要不说的话，大家认为我在传播佛教，但是佛教信仰的人会感觉出我和他间微妙的差别，这个差别只有我研究佛教的人才能把握住，即我认为佛教最高的原理是源启说，逐法因缘成就，最高的。他认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着神，可是佛教讲有根蒂，为了引导老百姓就要有一整套说教，引导老百姓保持一种安定祥和的局面。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来讲你就要不局限于这种俗谛，而且也不要因为俗谛而对宗教有所指责，宗教还有更深的哲理需要你去理读。这些哲理是什么呢？不是玄而又玄的神密主义。比如佛教讲一个人的解脱不是要靠外力。这句话说白了就是说佛和菩萨是没用的，归根结底是自力。所以佛教有四句话即逐恶莫做，众善奉行。前两句是社会规范第二句往往有很多人忽略，就是自尽其意，佛教自尽其意，要成佛要成人只能靠你自己，佛在佛教里。前面讲过，要了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要学习他的语言，中国人已经把佛变成一种神的意思，但在印度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如果懂印度话的话，古代的印度话你会天天说：啊，觉悟的人哪，我要天天向你学，那觉悟的人我要象你一样的觉悟。说了半天没有什么迷信的感觉，所有的宗教里他讲的是无神论，这是一个层次。因为佛教是无神论，跟你这儿有点巧合。但论其它宗教，我也不反对，原因是我昨天和一个朋友讲过，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有两个范畴，这是我个人经过文革后，能理解这个东西，即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工作。这里有区别，思想实际上是管不住的，谁要信什么，谁要干什么，根本管不了。换言之，你有什么思想，你要注意是不是符合政治的要求，在政治上，今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讲，要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个政治立场，我想大家在坐的不一致，不管信教不信教，信神不信神。政治立场如果不一致，那就叛党叛国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法不容。可是你在思想上，你坐那想什么我也不知道，而你想的东西，你不要盲目地因为我这样想，我就要在政治上要做什么，这两件事是不同的范畴。作为共产党员第一要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另一方面高来讲，我们要对人类所有的思想，包括宗教在内，做一个透彻的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和真正宗教和宗教界交朋友，才能共同维护我们这个社会。
又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讲为人民服务等等，并没有象毛主席自己所说的把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做为我们的出发点，也许主观上是这样的，但客观上人民在遭受痛苦时他没有做更深刻的反省，我们今天以人民的幸福为最根本的宗旨时，共产党才能真正的和人民在一起，才能往前推进。所以我觉得包括宗教在内，应该是我们现在端正对宗教认识的一个新的阶段，类似的问题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办过一个节目，因为反响比较大，电台组织听众讨论，他们问我，你觉得宗教社会功能不错，为什么不能现在马上开放执行，把宗教好多政策发生变化。我个人作了个解释，就是这20年来，我们的宗教政策和后来有很大差别，而且不断在变化开放，包括江泽民现在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相适应本意是一个相互关系的调整，或者说他承认了宗教在社会主义中的积极作用。在这点上，政策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思想有可能有所超前，但在行动上必须循规蹈矩，不要过分，出了这门老实一点，人家香港人看得很明白，我原来不明白，他说你们这儿不自由，我说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他说：哎，不是啦，哪是宗教信仰自由啊。我说是啊，他说我们是宗教自由啊，我说有什么区别呀？他说信仰可以在家里想啦，你不能出去，出去就是宗教自由。我一想有道理，这叫旁观者清，我们现在的规定要先看明白，我们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即允许你宗教信仰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你出去组个团就自己上教，当然在外国有的就可以随时组织团，具说是三人以上就可以登记，咱们这儿不可以。为什么，也有他合理的一面，在现在中国这种文化状态下，如果完全放开，中国要大乱，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归到最后还是要拥护共产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迎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