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启蒙运动，或称之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工程”、“双五工程（弘扬五千年文明、吸收五大洲文化）”、“中华文化断代修复工程”、“儿童读经运动”“儿童经典诵读工程”，迄今已持续了十馀年之久。以上几种提法，反映了倡导者之间在宗旨方面总体趋同中的微妙区别。
对传统文化面临断代危机的现实，海内外华人中的有识之士都深怀忧虑。
（一） 中国大陆学者的努力
1、以舒乙、王志远教授为首，包括叶至善、刘荫芳、王玉璋等一大批学者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早在1992年就已经发起了为继承和弘扬国学而建立学校的研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专家，包括张岱年、吴小如、张志公、周振甫、楼宇烈、方立天、白化文、吴立民、王邦维、叶君远等著名教授在内，都曾积极参与，热情支持。张岱年老前辈作为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1995年，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
《紧急呼吁》强调：“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1995年，当九位老人发出《紧急呼吁》时，舒乙、王志远、刘荫芳、李家振等更加痛感非下决心成就这项事业不可。他们认为这是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这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因此，自1995年之后，受赵朴初、冰心、曹禺等文化界老前辈的嘱托，在舒乙教授、王志远教授的带动下，建立传统文化学校进入全面的具体筹措阶段。办学规划九易其稿，研讨会开过大小数次，数十位学者专家共同参与，屡经坎坷，矢志不移。
1998年，依据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等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八届三次会议第0016号提案的精神，由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齐家等教育界著名人士参与论证，在北京市委、市府的直接支持下，由舒乙教授作为举办人，北京联合大学正式行文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教学管理助理研究员刘荫芳女士出任校长，创立了圣陶学校，制定了圣陶学校的办学宗旨，即“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
圣陶学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经政府批准的明确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的9年义务制教育课程寄宿制学历学校。该校经过近4年的实践，进一步把推行“双五工程”或“5 + 5工程”（弘扬五千年文明、吸收五大洲文化）的“中西文化通才教育”列入办学宗旨，面向现实、面向世界的特点也得到突出。
圣陶学校面对传统文化素质教育这种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命脉存亡续绝的大事，决心作出当今这一代人的回答：不能愧对先人，遗恨后人。伴随着民族经济的崛起，一定要有民族文化教育的复兴。
圣陶学校确保高水准完成九年学历教育，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和中西文化通才教育为特色，以“融通古今，学贯中西，文武兼备，面向未来”为目标，培养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才。
2001年初，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继赵朴初、冰心、曹禺、叶至善、启功等九位老人之后，以舒乙为首的11位全国政协委员，包括王蒙、邓友梅、张贤亮、冯骥才、张锲、弥松颐等知名作家，王铁成、王成喜等知名艺术家，特别是继承了朴老遗愿的刀述仁、净慧等佛教界知名人士，又一次联名向大会递交了《关于切实扶植圣陶学校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教学实验的紧急呼吁》提案，在委员中引起深切关注。这一提案已由国务院转发北京市政府加以落实。
2、2000年左右，受到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直接影响，以“全国青少年服务中心” 为代表的经典传播官方机构和“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为代表的经典传播民间机构先后应运而生。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活力，将经典图书从馈赠逐渐转向销售，以读者集中的学校为主要对象，营造起“经典图书”的市场。为了扩大市场，他们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学术演讲和文艺演出，特别是邀请台港学者和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以及中央教育研究所等权威单位的著名学者发表言论，对树立经典的正面形象、扭转人们在历次批判运动中遗存的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表现在图书推广方面，据说已达数百万册之多。

（二） 中国台港学者的努力
几乎与大陆学者同时，台湾著名学界前辈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教授从1992年开始，发起了“读经运动”。经过10年的努力，在台湾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据说除“薇格”学校之外，经典教育仍不被主流教育接受，读经运动始终在民间徘徊。
为扩大自己主张的影响，王财贵教授从1998年之后进入大陆，先后与以“全国青少年服务中心” 为代表的经典传播官方机构和“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为代表的经典传播民间机构合作，不辞辛苦，四处奔波演说。
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大影响的另一位大师，是寓居香港的南怀瑾先生。他在1992年曾经承诺支持圣陶学校之前身北京幽州书院振兴国学、建立学校，但是1998年之后他所主持的“国际文教基金会”转而致力于经典推广。大陆传播机构最初馈赠的经典图书，基本出自南怀瑾先生的属下。
目前台港有关人士虽然仍在鼓吹读经，但是，在台湾受到“台独”“本土化”的排斥，在香港受到“金融风暴”经济形势的冲击，不如数年前那般兴旺。对于大陆，他们看到人流滔滔，鞭长莫及，不愿在经济上过多地无偿投入。“运动”如何深入，存在许多问题。

二

出版物是所谓“运动”、“工程”的具体体现。
问题恰好出在出版物方面。
10年来，圣陶学校（幽州书院）虽然也注重理念的探讨，但是现实逼迫她首先要争取自身的生存。没有学校，没有教育实践，理念就仍然是空洞的夸夸其谈。因此，她不能急于推出一套连自己都心中无数的没有明确理念贯穿其中的“教材”或“读物”。
现在，在5年实践基础上，可以试一试了。
而且，是理念清晰、对象明确的实验。
5年来，市面上流通的“教材”，主要有2种：
1、以王财贵教授的“读经运动选本”为模式，改繁体为简体，改竖排为横排，没有改动，基本是原文全选，如“四书”、“诗经”、“易经”、“老子”。全文加汉语拼音。
2、以南怀瑾先生的基金会“修复工程选本”为定本，即将原文拆开，按照年级，把几种经典穿插组合在一起。横排、简体、全文拼音。
贸然评点一下。
1、“读经运动选本”的最大问题在于不系统。一堆书，满目琳琅，随你挑。这和社会上的书摊有什么区别？
而且，读音及版本问题很多。
2、“修复工程选本” 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完整。一部书，不仅节选，还要分得七零八落，让你寻。似乎营造了一个体系，实际不成体统。
而且，干吗所有的字都加拼音？读音及版本问题同样很多。
两类选本，一个是怕内容不够，所以没边界；一个是怕内容太多，所以画地为牢。总之，心中无数。
心中无数的原因，在于对象是散兵游勇。但是，即便是面对散兵游勇，也要假想应该有一个结构存在，否则如何收编散兵游勇？
圣陶学校不仅仅是在假想，通过实践，她按照从学前班到6年级共7年的模式，努力创立一种新的结构。
《诵本》七卷，从学前班、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一卷。内容的安排，有如下几个原则：1.先教化后文化；2.先艰深后浅近；3.基本能表现文化发展的源流先后主次；4.在一卷中，无韵与有韵配合调剂；5.基本原典全文，其余节选。6.认真考证版本、校对读音。
因此，除学前班启蒙时以“三、百、千”作为养成记忆习惯的开篇之外，四年级以下，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编辑的，诗、书、礼、大学、中庸、易、春秋（左传）以及论语、孟子，都予以涵盖，儒、释、道三教都有所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已成，中国传统教化的精神已备，这四年的基础打好，在古文的领域中，几乎可以纵横驰骋，顺流而下，势如破竹。
为了避免枯燥，从卷一即选入《诗经》，《楚辞》，然后逐卷依照历史源流配以诗歌。
其中五年级，即孩子10-11岁时，插入《黄帝内经》、《医学三字经》、《经络穴位歌赋》、《药性赋》，将对孩子一生的养生、防病、自理与助人都会有极大补益。
儒家忠正敦厚的根基，释家慈悲济世的心境，道家旷达开朗的襟怀，医家的养生护生的高见，都流入孩子的心田。
六年级，读一点诸子百家的经济之道，《孙子兵法》的攻守时退，《韩非子》的“事以密成”，《吕氏春秋》的奇货可居……人生舞台的艰难曲折，应对运筹，“秀才不出门，已知天下事”，这正可以给那些怕孩子读成“腐儒”的人们一点宽慰。
系列丛书分为《诵本》七卷、《读本》七卷、《讲本》七卷，共二十一卷，这既是一种编书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这种体例体现了圣陶学校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其中，《诵本》七卷，是专供学前班和1－6年级同学诵谈经典使用的，除难字、易读错音字，通假字注音之外，全部是“素文”，即标准的原典。《诵本》不是学生的自学读物，因此，不采取全部附注音或拼音的体例，这是与台湾，香港及大陆诸家经典读物不同之处。
因为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经验，诵本，虽然拿在学生手中，但首先是领诵教师的读物，教师必须先吃透，读熟，才可以领诵，这其间最紧的是不要领错，一般字当然不该错，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教师也不会错，要害在一些常常会出错的地方。如“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我在深入班级调查时，听学生读“亡”如“亡”而不是“无”，大吃一惊。原来，是老师领诵错了。尽管他们当时用是的全部附拼音的本子，但此一“亡”子，恰恰没在一片拼音之中，老师抓不住重点，学生提不出意见，于是贻笑大方。因此，《诵本》的重点字注音，基本是为领诵教师准备的，一定错不得。
其次，诵本全素，最便于诵。从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儿童背诵经典的规律，不同于既往的理论。过去几十年，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理论支配，认为先要让学生认字，然后朗读，然后抄写，然后才能记忆，即眼→舌→手→心（脑），如此反复。实践证明这种记忆方法效率很低。我们现在借鉴了释家“六根相通”，“六根互用”，“耳根先行”的理论，以“耳”听为第一位，教师领诵，学生先听，从耳根转舌根，即听即诵，同时入心，即“意识”，予以记忆。这时只记“音”，不记“形”。当耳→舌→耳→心的反复循环到一定程度时，才启动“眼根”，即阅读，通过眼→心→舌→耳→心的途径，加强记忆，此时之记忆，是以音寻形，以形符音，音形相即。音形皆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步骤要反复进行，尤其是基本记诵成功时，表现最突出的不是“心”（脑），而是“舌根”，要强调“口条”，甚至做到“心口不相应”，即心不必想到应读处，而舌已经能下意识地自动地背诵出应背的东西。到了“舌”比“心”快的时候，记忆基本算成功了。
但是还不够，还要有“身”（手）的参与，即动手抄写或默写。这是高一级的功夫，在赶进度而减负担时，不必要求学生做到，但在复习时或闲来回顾时，一定要鼓励那些有远大抱负的同学下这番功夫。“眼过千遭不如手经一回”，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还是有道理的。
全素诵本，可以使老师和学生心无另鹜，全心全意地关注对诵本内容的记忆，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记忆”，而不是“理解”。不添加其他要求，正在于减少对记忆的干忧。这是编写《诵本》的根本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依照我的主张还对其诵本中一些篇目中的衍文、阙文、错简等做了处理，把学者的研究成果直接交给学生，把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在注解中加以说明，学生将来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忽略不计。
《诵本》的编选，是“圣陶国学系列”的基础，所以我们慎之又慎，召集了多次由专家学者参与的研讨会，最后由我做了裁定。如果编选得当，离不开大家的功劳；如果有所不当，肯定是我的失误。我希望在第二版，第三版时，能吸收更多方面的意见，使国学系列逐渐完善，适应21世纪的需要。
编选《诵本》。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欣赏选本，因为这是要让学生实实在在背诵的，所以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一，是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是作为了解中国国学必备的知识。
二，对于学生“陶育圣化”，培养道德情操有深远意义。
三，有文学价值，有助于学生增加文采，蕴藉章藻。
四，蕴含人生智慧，使学生越学越聪明，越睿智，成就栋梁，“致名英伟”。
总之，诵读了这些书，可以做个平凡人，足以陶冶性情，自得其乐；也可以做个不平凡人，足以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从出版物的角度讲，必有具备理念的认真主编，才能有体现理念的认真版本；必有体现理念的认真版本，才能赢得经久不衰的市场。这不是说空话能蒙混的，要真才、卓见、实学、苦功，缺一不可。

致于市场的形成，当然还有各方面的努力之功。这里只讲基础，出版物是开拓市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