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陶学校创办至今，已是五年，借“圣陶国学系列丛书”即《圣陶国学诵本》、《圣陶国学读本》、《圣陶国学讲本》（以下简称《诵本》、《读本》、《讲本》）付梓之机，正好从理论上对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做一次思考，力争总结出一点东西来，以利未来的发展。
总结之前，先讲讲“圣陶国学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原来命名为“圣陶经典系列丛书”，但是有高见的朋友指出，当今“经典”并不惊人，“经典”之名几乎是泛滥成灾，个个都是大言不惭，自命不凡。不如平实一些，是什么就叫什么，既然丛书收入的都是代表中国历代主流文化的典籍，不如直乎为“国学”，况且北大有“国学研究中心”、清华有“国学研究院”，首都国子监有“国学启蒙馆”，“国学”毕竟是一正脉。我觉得有道理。又征求其他几位教授的意见，全体通过，于是就改称为“圣陶国学系列丛书”。其实，圣陶学校之前身——北京幽州书院，于1992年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恰恰是“国学精英教育研讨会”，“国学”二字又重归圣陶，也是缘份。
既有“国学”，我当下想到，必有“新学”、“西学”，因此，在“圣陶国学系列丛书”之后，还将编辑“圣陶新学”、“圣陶西学”系列，也是势所必然，顺便在这里预告一下，发个愿，总会做成的。
系列丛书分为《诵本》七卷、《读本》七卷、《讲本》七卷，共二十一卷，这既是一种编书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这种体例体现了圣陶学校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其中，《诵本》七卷，是专供学前班和1－6年级同学诵谈经典使用的，除难字、易读错音字，通假字注音之外，全部是“素文”，即标准的原典。《诵本》不是学生的自学读物，因此，不采取全部附注音或拼音的体例，这是与台湾，香港及大陆诸家经典读物不同之处。因为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经验，诵本，虽然拿在学生手中，但首先是领诵教师的读物，教师必须先吃透，读熟，才可以领诵，这其间最紧的是不要领错，一般字当然不该错，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教师也不会错，要害在一些常常会出错的地方。如“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我在深入班级调查时，听学生读“亡”如“亡”而不是“无”，大吃一惊。原来，是老师领诵错了。尽管他们当时用是的全部附拼音的本子，但此一“亡”子，恰恰没在一片拼音之中，老师抓不住重点，学生提不出意见，于是贻笑大方。因此，《诵本》的重点字注音，基本是为领诵教师准备的，一定错不得。
其次，诵本全素，最便于诵。从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儿童背诵经典的规律，不同于既往的理论。过去几十年，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理论支配，认为先要让学生认字，然后朗读，然后抄写，然后才能记忆，即眼→舌→手→心（脑），如此反复。实践证明这种记忆方法效率很低。我们现在借鉴了释家“六根相通”，“六根互用”，“耳根先行”的理论，以“耳”听为第一位，教师领诵，学生先听，从耳根转舌根，即听即诵，同时入心，即“意识”，予以记忆。这时只记“音”，不记“形”。当耳→舌→耳→心的反复循环到一定程度时，才启动“眼根”，即阅读，通过眼→心→舌→耳→心的途径，加强记忆，此时之记忆，是以音寻形，以形符音，音形相即。音形皆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步骤要反复进行，尤其是基本记诵成功时，表现最突出的不是“心”（脑），而是“舌根”，要强调“口条”，甚至做到“心口不相应”，即心不必想到应读处，而舌已经能下意识地自动地背诵出应背的东西。到了“舌”比“心”快的时候，记忆基本算成功了。
但是还不够，还要有“身”（手）的参与，即动手抄写或默写。这是高一级的功夫，在赶进度而减负担时，不必要求学生做到，但在复习时或闲来回顾时，一定要鼓励那些有远大抱负的同学下这番功夫。“眼过千遭不如手经一回”，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还是有道理的。
全素诵本，可以使老师和学生心无另鹜，全心全意地关注对诵本内容的记忆，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记忆”，而不是“理解”。不添加其他要求，正在于减少对记忆的干忧。这是编写《诵本》的根本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依照我的主张还对其诵本中一些篇目中的衍文、阙文、错简等做了处理，把学者的研究成果直接交给学生，把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在注解中加以说明，学生将来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忽略不计。
《诵本》的编选，是“圣陶国学系列”的基础，所以我们慎之又慎，召集了多次由专家学者参与的研讨会，最后由我做了裁定。如果编选得当，离不开大家的功劳；如果有所不当，肯定是我的失误。我希望在第二版，第三版时，能吸收更多方面的意见，使国学系列逐渐完善，适应21世纪的需要。
编选《诵本》。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欣赏选本，因为这是要让学生实实在在背诵的，所以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一，是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是作为了解中国国学必备的知识。
二，对于学生“陶育圣化”，培养道德情操有深远意义。
三，有文学价值，有助于学生增加文采，蕴藉章藻。
四，蕴含人生智慧，使学生越学越聪明，越睿智，成就栋梁，“致名英伟”。
总之，诵读了这些书，可以做个平凡人，足以陶冶性情，自得其乐；也可以做个不平凡人，足以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中国国学典籍浩如烟海，要从中选出精华，往往让人难以割爱。例如《诗经》，从305首中左选右选，选到128首，实在选不下去。并非未选的就不好，诗三百，没有一首不好，都是精品。孔夫子删诗，看来实为不易，我们今天想让其中一部分在有生命力的载体——孩子心中流传下去，更是勉为其难。如果这128首因我们的删选而能不仅在孩子心中，而且在新一辈千千万万人的口头上复活起来，就像“关关睢鸠，在河之洲”那样脍炙人口，我们也便可以无愧于先师了。
除去精华，还有所谓“糟粕”。在我的心目中，不知“糟粕”二安到底怎么讲。例如“忠君”，当今仍讲“忠君”固然不对，但历史上的人们如果不“忠君”，那么“忠”谁？“君”，在当时如果是与国家和民族同义并代表国家，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忠君有何不对？都不忠君，天下大乱，到头来还不是苦了百姓？如果以今日之标准去要求古人，岂不处处糟粕？看来总见糟粕者，必心中糟粕过多也。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对孔夫子的一句话“耿耿于怀”，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要说女权主义者，就是许多须眉，为了表示思想境界之新，也力辟此句为“糟粕”，或主张删去，或主张另做解释，如将“女”解为“汝”云云。其实何必如此？孔夫子的话，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这句话，我们何以知道一个夫权，父权，男权占主导的社会，“女子与小人”的地位是何等模样？倘若简单删去，岂不抹掉了一道“风景线”？况且老夫子亦人也，岂无七情六欲？惹他老先生生了气，就不许针对某个人说句气话么？这里的“女子”，看似泛指，实为特指，即与“小人”一样行径的女人而已。何必非要扩而广之呢？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贸学院教授孔令明先生，认为这里的“女子”，特指像江青那一类女人，当你想到江青时，用孔夫子这句话痛斥一声，不也是出出胸中的闷气么？孔夫子当年肯定遇到了这么一位，没想到弟子听到这句也记了下来，反倒成了千古名句。孔子讲孝敬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没有一点只敬父不敬母的意思，这里的母，难道也要划入上句里的“女子”之列么？显然不是。儒家讲，一阳一阴谓之道，夫妇之道，关乎人伦纲常，民族国家，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女人，在孔孟之道中的地位是贾母之威严。凡此种种，又岂是“唯女子与小人”这一句可蔽之者？又何必非要删去改去这一句？
我最近还听到一种解释，也很入理。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导师牟钟鉴教授讲的，他认为这里的“女子”与“小人”对称，特指“女仆”和“男仆”。在仆人中，有一部分是很令人头痛的。当下频频更换“小保姆”的人们，不会没有同感吧？过去这种论断会被上纲上线，斥为对“劳动人民”的污蔑和攻击，所幸现在不怕扣这个帽子了，生活中有好保姆，也有坏保姆，所以，针对“难养”的坏保姆，夫子的话还是有道理。
以此说来，什么是“糟粕”呢？我想，真正的糟粕，大多等不到我们反对，早已被历史的后浪淘汰了。秦桧做过状元，也一定写过漂亮文章，但你见过谁传诵它？再美妙也不会有人去读！我曾在一堆废纸中拾到一本汪精卫早年的诗集，他当时是敢于舍身刺杀满清亲王的志士，是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者，人们像爱填海之精卫一样敬他。然而，他成了头号汉奸卖国贼，他的诗还能传下去么？只能扔进废纸堆了。从秦、汪二人看，中国文化，大节是第一位的，必有伟人方可传世以伟作。孔子著春秋，删诗书，主张的是正义和无邪。凡是与正义、与无邪相协的，都是精华，都应历史地去看待，客观地去解释，为了未来而去继承。
《诵本》涉及的问题还不只上述这些，限于篇幅，暂述至此。
《诵本》七卷，从学前班、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一卷。内容的安排，有如下几个原则：1.先教化后文化；2.先艰深后浅近；3.基本能表现文化发展的源流先后；4.在一卷中，无韵与有韵配合调剂；5.基本原典全文，其余节选。
因此，除学前班启蒙时以“三、百、千”作为养成记忆习惯的开篇之外，四年级以下，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编辑的，诗、书、礼、大学、中庸、易、春秋（左传）以及论语、孟子，都予以涵盖，儒、释、道三教都有所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已成，中国传统教化的精神已备，这四年的基础打好，在古文的领域中，几乎可以纵横驰骋，顺流而下，势如破竹。为了避免枯燥，从卷一即选入《诗经》，《楚辞》，然后逐卷依照历史源流配以诗歌。其中五年级，即孩子10-11岁时，插入《黄帝内经》、《医学三字经》、《经络穴位歌赋》、《药性赋》，将对孩子一生的养生、防病、自理与助人都会有极大补益。儒家忠正敦厚的根基，释家慈悲济世的心境，道家旷达开朗的襟怀，医家的养生护生的高见，都流入孩子的心田。六年级，读一点诸子百家的经济之道，《孙子兵法》的攻守时退，《韩非子》的“事以密成”，《吕氏春秋》的奇货可居……人生舞台的艰难曲折，应对运筹，“秀才不出门，已知天下事”，这正可以给那些怕孩子读成“腐儒”的人们一点宽慰。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国学”与单纯“儒学经典”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仅仅在字面上，更深刻的是在内涵方面。
我曾经解释过，对“国学”有狭义和广义的解释，我们取其广义，即包含“传统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所谓国学、国医（中医）、国术（武术、中国功夫）、国乐（民乐）、国画等等，以“国学”统而概之、协而领之。这不同于单一的背诵儒经儒典。
因此，对“经典”的解释，也不局限于儒家。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但旁及百家，不可依汉武故事加以“罢黜”。这是二千年历史的经验，绝不能复古复到董仲舒、朱熹那里去，事实将证明，复也复不成。
因此，从蒙学开始，使孩子不致生畏，然后循序渐进，博收兼蓄，充分展示国学的丰富。
例如七卷中的文选与诗词歌赋典以及小说戏剧，是文学殿堂里当然的经典，也是为同学们调剂兴致准备的，“经纶外，诗词馀事”，五彩斑斓的花圃任凭学子们徜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一切珍宝，都在这里向学子们呈现，足以与白话化的新经典作品相映成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是依照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的主张，《诵本》将原文繁体字以竖排的形式，附于书后，恰好从后向前，从上而下，从右而左，逐行展现给孩子们看，这就是“写简认繁”。而且，由于孩子们是背诵原文之后再看这一部分，因此，竖排繁体字全文不加标点。这种“句读”的能力，是大学本科以上才具备的，而我们的小读者将与这比看，且会更熟练的多。这不仅是能力的训练，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这件“小事”的意义将更深远、更重要，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评价尽的。
《读本》也是七卷，同样分别献与学前班和1-6年级。只不过，《读本》是专门为学生编的，包括原文、注解、译文，并配以插图和插页，其生动有趣的看图会意的效果，要使同学们一见钟情，心领神会，爱不释手。当学子们已经对原文可以轻松背诵、烂熟于心时，读这样的书，会有茅塞顿开、心胸豁然之感，求知的欲望，被极大地激发，“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文都背得，还愁释文读不得么？收到的效果将是事半功倍。
《讲本》七卷则是专门为教师或家长预备的，除原文外，主要是引申和发挥。其中学术性强的部分，要加以一定考证或论证，背景知识会有较多交代。人们常说，要给别人一桶水，自己先要有十桶水。这就是帮教师蓄备的“十桶水”。至于教师到课堂上如何发挥，仅靠《讲本》也还不够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希望每一位教师在《讲本》的基础上，再发挥更多的创造性，为学生准备更丰富的精神资粮、知识资粮。
在《诵本》部分，现在已选入目前颇受青睐的《声律启蒙》，但是，“对仗”这一文学技巧，主要放在对今体诗的讲解之中。我的主张是尽量不用缺乏内涵的单纯对仗去占用学生的宝贵时间，而是用既严格体现对仗规则同时又具备深厚内涵的大量律诗去教会学生运用对仗。我曾主张编一套《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技能丛书》，对仗，做对联，我认为是“基本技能”之一。老师讲授这一部分，是责无旁贷的。
说是介绍“圣陶国学系列丛书”，其实，其中也涉及到圣陶学校的教学实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五年来的实践，这套系列丛书一定不会是这般模样，或许还是很幼稚的空想写照而已。
尽管上文已涉及一些经验之谈，对圣陶学校所引发的思考，仍有必要再认真补充更多：
一、传统文化、国学与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的关系
二、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
三、基础教育、应试教育与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
四、教育理念与师资、家长、学生的关系
五、民办教育与官办教育的关系
六、普及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
七、所谓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八、所谓教育科学与教改实验的关系
九、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系
十、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