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比较大，叫《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为什么讲这么大的题目？因为我和朋友们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21世纪第一年已经快结束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得最多的是过去这一百年。过去的一百年，对中国来讲确实是苦难深重的一百年，也是我们奋斗不息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以前，我们中国无论如何还维持着一个老大帝国的地位。那时的中国人不管是懵懵懂懂的，还是比较明智的，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这个中国是一个中心，别人围绕着我们。只是在过去这一百年里，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谁是中心。起码我们中国不再是中心了。面临着中华民族的危难，所受到的欺侮，中国一辈又一辈的志士仁人在为我们中国的复兴而努力。
有人问，为什么今天又来谈复兴，复兴什么？我们认为，重谈复兴，恰恰因为还没有实现复兴。因为一百年前是备受欺侮，所以想救亡图存，要把危亡的危险拯救过来，要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怕我们的民族被别人消灭。所以那时很难谈到复兴，仅仅是要保留中华民族，要让它存在下去。后来有过几次机遇。比如1949年曾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欢欣鼓舞，就像现在歌里唱到的：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应该说，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但是，还谈不到复兴。
同时，是不是真的站起来了，是不是真的扬眉吐气了，通过时间的过滤，我们发现，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是不是真的站起来了，有很多衡量的标准，而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像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其实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从1949年就开始可以说。仅仅说“不”，是不是就真的站起来了？从现在看，一个是我们说“不”，能不能真起到否决的作用；二是我们过早地说“不”，对我们中国有没有好处。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凭借我们的实力来说“是”，或“不”？可以说，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要争取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应该说，百年的成就是不小的。但是没有我们以理念所能想象的历史应该发展的那样辉煌。这是我们现在不能不重新回顾这一百年的原因之一。
有人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能老站在今天去惋惜当初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这是对的。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不能改变了，做任何惋惜是没有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历史做反思，不能对历史做总结。我们的反思和总结不是为了去埋怨谁，去叹息什么，而是为了面向未来、面向这新的一百年。
今天黑板上写的大标题是非常好的：“人文日新，从青年起”。我刚才讲到对历史的反思，为什么要到大学的课堂来讲，为什么要向青年人讲，就是因为像毛泽东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是1948年生人，过去被人称为青年的。但慢慢地，没有人这样称我“青年”了，慢慢地退出青年人的行列。尽管我们的心还是青年的心，但毕竟我们的未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前几天我们开玩笑说：前面有“强敌”时我们没有紧迫感。我是当了十多年“知青”后，在1977年从农村出来上大学的，那时我们不怕“强敌”。但最近有感觉了，为什么呢？后有“追兵”！现在20岁的博士，30多岁的博士后都站出来了，我们明显地感到不对劲了。得抓紧工作，要不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我们很着急的是想把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我们多年的思考，千虑之一得，告诉后一辈青年人。希望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思考，去面对现实，来创造我们祖国辉煌的未来，真正地迎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我原来对这个复兴寄的希望比你们还小。我是从1992年开始研讨从小来培养学生这个问题的，1998年才创办一个学校，叫“圣陶实验学校”。用的是叶圣陶的名字，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我们的设计是从学前班、一年级培养起。我有一位老师是一位大儒——余敦康先生，是位博士导师。他很着急。他前两年和我讲：太慢了，等你的这些孩子培养起来我都不知哪去了。他觉得时间非常紧迫，他希望很快地有一批人来接受他的辅导，来传递我们民族文化的旗帜，当时我不太理解。应该说“五十而知天命”，四年前我刚刚50岁，却不能理解老师的紧迫感。那时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些孩子不是很快就长大了吗？您老先生不能讲，以后还有别的人讲嘛。这是当时我对别人的看法。今天来看我自己，想不到最近我自己也有了紧迫感，觉得一定还要坚持培养孩子这条路，要从小孩做起，但是难道我们这些上了大学的人就不能够来承担文化复兴这件事吗？
在这方面我原来是有疑虑的。因为我认为人的成长期应该是小学到初中，特别是10岁前后，不超过15岁。超过15岁有好多东西都稳定下来了，不太容易改变。特别是我也做过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完全是一个新的天地。大学里的兴趣爱好，选择的志向，往往和初中那个阶段有很大关系。但现实是已经过了那个年月了，非要回去已经是回不去了。现在的青年人能否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生力军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感到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强烈的动力。而且最近我有意识地看了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一批资料。为什么要看？因为我感觉似乎正在发生着一场百年的“轮回”，我总想将百年前后的时代和我们今天作一个对比，应该说那个时代在推动社会往前发展的时候，恰恰是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或比你们稍大一点，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到了2019年的时候，即“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将是一批非常成熟的人，是当时的社会的栋梁。因为你们现在的年龄再加上十几岁，将来正是在这个社会上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一点上我想讲的是1989年时，当时是“五四运动”70周年，那年的春天发生了“六四”，现在叫“政治风波”，定了一个概念。我在“北大”是从1985年－1989年讲了五年的课。春天的课没有讲成。秋天补课，我给同学上最后一课时，给他们留下了一课时的时间漫谈。那个班的同学很好。他们现在，有的在统战部、宗教局工作，十来年有的已做到处以上，有的副局。当年他们像你们一样坐在课堂上。我对他们讲，“五四运动”到现在70年，你们有很多对现实不满意的东西，但是你们不知道，现实中，你们这个不满意是从哪来的？我告诉你，是在70年前种下的。比如说1989年时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差得多。今天大家都期望将来能当个“知本家”，那时没有。那时“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教书匠不如理发匠”，一大堆顺口溜，说的都是知识分子地位十分低下。我跟他们讲，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是在70年前，有一批知识分子，一个月拿500多、1000多现大洋，但他们天天讲“劳工神圣”，要求“平等”、“平均”。我不是说劳工不神圣，而是说他们要把知识分子拉下来，斯文扫地，不仅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还要从皮袍底下挤出一个渺小的“我”来。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先行者的思想。
我说那些挣500块、1000块大洋的人之一就有鲁迅。鲁迅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但要知道他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不放弃要报酬的权利。他并没有遭受70年后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对他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他想象不到他当时的呼吁会在70年后给知识分子造成什么样的恶果。不仅是经济上的。他的《一件小事》，在1949年后被选入教科书，它的主题思想，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灵，即知识分子是可鄙的，而拉洋车的车夫要比一个读书人高尚得多。很多人并不知道鲁迅挣多少钱。在那个时候，一个科员一个月如果挣到八块大洋，就能养五口人，而且过得像个日子，甚至可以雇个老妈子，包括乡下来亲戚，也只靠这八块钱。我看过这个资料。鲁迅当时挣差不多1000块，而且发工资时若有拖欠，每次他都要发脾气，教育部拿他无可奈何，没办法，当然更不会有人找他谈话，给他处分。他处在当年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上，讲了不少贬低知识分子的“便宜话”。所以我们80年代的很多东西，都是在70年前种下的。我说你们总想在一个早上把一切都改变回来，这是不可能的。70年的努力造成的结果，要想扭转过来，最低没有35年做不到。
我的本行是研究佛教，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而且是所有宗教的理论的基础，也是一切正常社会的基础，叫“因果率”。“因果率”，针对一件正常的事，在它正常发展的时候必然起作用。如果违背了“因果率”，就要造成恶果。针对恶果，社会要有一个自然的调节。比如说刚才讲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即医生不好好用手术刀，因为你给我的待遇低，我就不好好给你做手术。最后造成每一个做手术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给拿手术刀的人塞红包。塞红包对不对呢？客观上讲是对的，在这里不能用道德去衡量，他要取得他的价值。这个红包到什么时候就不要了呢？而且你塞给他他都不要，必须是医生拿到他应有的报酬。比如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一个月挣5000、8000、10000元，你给他塞200元，人家会要吗？他肯定不要，他很神圣，他不会要这个钱的。他觉得我要忠于医生的职守，这也是我道德的水准，我一定要给你做好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的钱。有了钱腰杆才会硬，“不需要你的钱”，意味着：你那钱算什么。那时才有真正的职业道德可讲，他才要去好好地做手术。他要对得起他那10000元钱，不需要对得起你那200元钱。但是你社会如果不公道的时候，对不起，他就要收这个红包，10个200就是2000，他很会算这个账。这个因果关系决定了归根结底是社会要慢慢调整，一直要调整到不用去塞红包，不用去走后门。正常的医生就应该有那个待遇。这样才会使每一个家长培养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去做医生，而不要去做剃头匠。这才能使这个社会产生一套完善的完整的正常的秩序。当然，这个秩序在70年前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都生而为人，为什么你当医生，就挣那么多钱，拉洋车的就挣那么少，他认为不合理。但是，通过破坏与重建的“轮回”，我们应看到，这不合理中有合理的因素，而这个合理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动力。
历史的发展不象小说家写的那样都是由于善良和慈悲。善良和慈悲都是要在一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我如果穷得一分钱都没有，我没法去慈悲，去帮助别人。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慈善家，原因是他自己根本没有私人财产，他用什么来表现这种慈悲呢？我们原来的一切事都是按照一个统一的规划去做，不需要你去慈悲，慈悲是领导的事，你们大家当然不要慈悲了。
我们的慈善事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必须是在个人具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才可能的。尽管这个私有财产有时表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仅有一千元或一万元储蓄，即便是很微少的一个基础，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制度要进行反思，要进行深入的思索，去考虑它今天为什么是这样，而这样是否合理。1989年我讲过这些话，到今天又重复来讲，不是讲70年，而是讲过去的80年，或过去的100年。它留到今天的许多东西需要大家认真地思考，它是不是真的合理。在100年或80年前，和我们年龄相仿佛的那些人，他们也曾思索这个世界是否合理，他们得出的结论后来付诸实施，造成的一切后果，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佛教有句话：“万法唯心所造”。很多人抓住这句话，说你看佛教，唯心主义，“万法唯心所造”，绝对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是不是唯心主义？“万法唯心所造”，不是说我在这里一想，这儿就冒出来一瓶矿泉水，那是魔法，那是变魔术。佛教从来没那么讲过。但佛教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人想到喝矿泉水，如果没有人想到要做这样一个瓶子，如果没有人想到来卖这瓶矿泉水，那就永远也不会有矿泉水诞生。世上的一切事物，首先要经过我们头脑的思索，我们的构想。然后经过我们的努力，最后才能成为现实。这个现实从根本上来讲，起源于当初那一念。没有这个念头一闪，不会有今天。同样，我们在座的同学，如果你当初没有念头一闪，说我一定要上大学，也没有今天。如果你心头老在想，我应该去歌厅唱歌去，那你就不会上大学。你在那儿想，我不上大学了，我去和我爹做小买卖挺好，那你怎么能坐在这儿?不可能。“万法唯心所造”，说的是你的现实，从根本上讲，在于你动了这个念头，才能最后做成了这件事。
同样的，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对它的分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按毛泽东讲，即：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它很简单，完全服从于他整体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人类历史这么一划就完了。他这一划，不是简单的学术上的一划。他是君临天下，他是当代的皇帝，他这样一划就有多少人头落地。因为他这种划法，马上导致的是严酷的阶级斗争。他要用历史来证明，他的斗争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毛泽东动的念头和你动的念头完全不同。他有他很现实的意义。
我上次讲过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多人一听都笑了，你们这代人当然没有听过。我们那时候，毛主席说一句话，全国都要上大街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其中一段“最新指示”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就叫最新指示，怎么理解？就是说要斗。理由很简单，八亿人口就得斗。这是一国之君说的话吗？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说的话吗？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就得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可叹的是，正是他的思想，造就了那个年代严酷的现实。我讲这段历史的目的，即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我们要回过头来思索历史和现实，不要被一些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所谓完全合理的观念所拘束。要认真地思考，到底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我们这代人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提出新的想法。
我们的新想法不会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就以孔子为论，两千五百多年，以1900年为界，前面是两千四百多年，最后这是一百年。我们要把这两千四百多年和这一百年做一个深刻的对比。我和研究西游记的专家李安纲先生讲过，我们现在对现实和未来的思索要靠你们这代人重新拿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新的看法不是凭空而来的，要认真思索。
在100年到80年前我们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还不完全是发展问题。我们当时怕亡国、亡种、亡文。中国人当时想象得非常可怕，我们都成亡国奴了，然后我们这个种族都被灭绝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断绝了，我们面临着列强进入中国，划分自己一个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危险。现在听起来都非常可怕。而且可以看到当时很多资料，列强不断地欺侮我们，签定不平等条约。如何对抗侵略，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文化界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发明是什么？我想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你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要来做什么？每个人可以去设想一下。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出现了。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就自己开始来阉割；没有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来漫骂；没有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开始来推翻。这就是80年前历史的一幕幕。在当时，文化界、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主张，一是在文字上，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一是在语言上，要以拉丁文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这两大主张，被称为文化救国的两大措施。你们今天来考虑，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竟是这番高见么？
我想对比一下其它的民族在做什么。
比如说，很小的民族，朝鲜族，韩国人。他们是否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赶快地学英语呢？赶快用拉丁语来代替自己的文字呢？很奇怪，没有！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这么做的，唯独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在他面临着危亡的时候，他首先要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让这个语言和文字不能断绝了，如果断绝了就真的被人家灭掉了。我感触很深的就是韩国人。韩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一直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发展到90年代，更突出，把汉字都去掉了，完全用朝鲜文。他那种不可屈服的民族意识，他那种自我存在的意念特别强。可我们中国却特别奇怪，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他们的言论，简直不可想象。他们怎么称得起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明明就是泼妇在骂大街。如瞿秋白讲：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P 247）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P1`5）鲁迅也讲：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文集，P160）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我看到这些文字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被青年尊崇为革命前贤，他们血管里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他们写的文章学的话是从圣人那儿一代代传下来的文字和语言，怎么在那个时候就像疯了一样，把自己的祖宗、同胞、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骂成那个样子？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辩护，说他们是为了爱国，他们太激奋了，他们觉得外国人侵略我们，我们忍无可忍了。但是忍无可忍就要直到骂自己的祖宗么？怎么反倒不骂敌人的祖宗？特别是在最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思考，如果把这些人的资料整理出来给每个人看，把他的名字不公布出来，你起初不知他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让你去猜，你能把他猜成个什么人？
有些人批评别人专制，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想，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这就是钱玄同，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就是废除中国汉字的主将钱玄同。所以到他40岁时，大家也不客气，给他出一个专集叫“悼念钱学同四十逝世”， 说他到了该枪毙的时候了，假设他死了，给他气得够呛。
中国历史上怎么出了这样一批人，就说是救亡图存，也不能救亡到这种地步。这种思潮造成的恶果非常严重。因为这几个知识分子，说说而已，他说完了没有人去执行，或者说执行得不会那么彻底。但他的这种思想延续到毛泽东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没有像他们那样去骂大街，毛泽东本人的文化修养、对历史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应该说是到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过他。我们说毛泽东确实是风流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把传统文化学得太多了，但用得往往不是地方。他“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拿老百姓的命太不当回事了。毛病就出在这儿。但不管他毛病出在哪儿，他做为国家领袖，虽然没有忘记传统文化，但是从吴稚辉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废除中国文字的思潮一直下来，虽然那些人是国民党，毛泽东是共产党，但做为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时代过来的人，却都有同样的一个情结，就是“破四旧”的情结，就是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时，“破四旧”。而毛泽东与吴稚辉、钱玄同之不同，在于他动员了我们这个民族里最底层的人，一步就可以实现吴稚辉、钱玄同他们的主张。为什么呢？不要你劝说，他们本身就没文化，文言文本来就不会，你让他们废除中国汉字？他还没学呢，不用废除已废除。两大主张，在毛泽东的依靠对象那里，都可以彻底实现。只不过再动员这些人去把别人的文化砍掉而已。后来“文化大革命”讲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改造，所有的知识分子，让谁来改造？越不识字的人越好！完全实现了“五四”时极端派的主张。
而这些人，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真正的是国贼，一点都不假。没有等外国人来消灭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他们就把刀磨得很快了。他们爱的什么国呀？一个爱国的人如果连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都不爱，你爱什么？你张开嘴说的中国话，伸出手写的字都不爱，你还谈什么爱国？今天有些人甚至愿意让孩子只学英语，不讲中国话，能理解，比起那些“可爱”的人，这些人毕竟是自己一个人想当太监而已，还没有试图把所有的人都阉割；而那些人是要把大家都骟掉。如果说我这是骂人，我觉得对那些“国贼”，不骂太对不起他们。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经过几十年以后，到了今天，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我们所谓礼仪之邦，没有礼仪。有时我看着很可笑，我们连鞠躬都不标准，甭说叩拜。我曾多次讲，有些人轻而易举地总是喜欢给人“扣帽子”，我活到这把年纪，我最不怕“扣帽子”。当然说这话也有前提，因为现在“扣帽子”也没人抓我，也没人降我工资，也不能把我关起来，所以我现在敢这么说，真的要是我出去马上把我关起来，我也不说。我不是说自己卑鄙，是说我们今天比起几十年前已经宽松多了，能够让我们说几句真心话了。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新思考，80年前做的事是不是真的都做对了，这些事到后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按列宁所说，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贵族，这话有道理。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都变得贫穷，都变得低下，都变得庸俗，这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是要尽快地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使大家能取得走向富裕，走向高雅的机会。而我们的“文化革命”呢，起码在语言和文字上、在人格上不断地使人们痞子化，力图把人人都变成痞子，一点都不假。
我刚才说到礼仪，我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礼节，用邓小平的话来讲，没有什么姓社、姓资、姓封的问题。例如，我们凭什么不能向自己的父母叩拜？这就是中国礼仪的传统。
我在“文革”时，18岁下乡。那时耳边听到的是革命、革命、革命，对一切所谓封建的全是反对、反对、反对。但后来慢慢地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后来不管是研究了佛教，还是更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以后，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对待父母，我就一直在想，当我们成人以后，我们能和父母一起呆多久，过去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个对仗的句子叫做“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很大的遗憾是你有了能力，你懂得要孝敬父母时，父母不在了。所以当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要珍惜这个机会。孔子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亦则以喜，亦则以惧”。我们喜什么？因为他们还健在；我们惧什么？，因为他们年头越来越少，我们和他们相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希望他们离去，但自然的规律他们最终一定会离去。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应该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排除的悲痛。尽管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时，非常喜悦。但我内心深处，知道人生就这么长，就有这种悲痛感觉。我后来过年时，一定要给我的父母磕头。当给他们磕头时，我从内心里面有一种感动，我深感在父母面前只有用这种礼节，才能表达我这做儿子的心情。谁说我们封建？我不管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是你的事，我就是我自己。我要表现我自己，我就用我这种方式，用不着你们来管。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许多我们中国的好传统，我们本来富有人情味、富有人的最善良的本性的内涵的东西，非要跟着别人全部砍掉？这是没道理的。我行我素者，也有，我还见过不只一个这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舒乙先生，即老舍的儿子。我们俩是忘年之交，他已是66岁了。我们一起办书院，办圣陶学校。我非常感动的一次是在十几年前。老舍故去以后，胡洁清老人和儿子在一起住。我那时年轻，到处跑。那一年年三十，在午夜前我去他家串门，正赶上舒乙先生生病发烧。快12点时，他非要坐起来。我说，舒先生您干嘛？他说我得洗脸收拾一下，12点我要去给老太太磕头辞岁。他当时已是60岁的人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诸如此类，我们中国的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非要以反封建的名义砍掉呢？
跟这个相应的，我们中国最根本、最传统的东西是“宗法制”。今天我讲的是具体例子，但是，我说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反思，凡是别人批判的，认为不对的，认为可恶的东西，我们倒应该认真地去思考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中国的“宗法制”。直到现在，“宗法制”仍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模式的体现来批判的。但是要知道，我们过去中国人走向世界，不管走向哪个国家，不管走向天南海北，他总是怀念故国，他总是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华侨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了最有力的支持。因为这些人爱我们的祖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要把自己祖先的神位带走。那是一个很简单的木片做的小牌位，是一方手帕里面装的很朴实的一捧黄土。但带着这两样东西不管走到哪里，他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老祖宗。
天主教、基督教从明代就在中国传播，在清代也曾进来过，都没有传播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天主教特别斥令，不得崇拜祖宗，只能崇拜上帝。而在中国，不拜祖先的人、忘了祖先的人是不耻于人类的。这种强烈的冲突使天主教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我们后来自己把天主教所遇到的障碍彻底排除了。后来的一代一代的人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我们借着反封建的口号，把我们的祭祖去掉了，把我们的祭神去掉了。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是即没有自己的神，也不要自己的祖。我们祭黄帝是最近这些年才重新出现的，而且是在高层，是一个和现实生活中的基层非常矛盾的一种现象。可能当时是出于团结全世界华人的目的，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这个政治行为现在遇到逻辑上的矛盾，即炎黄二帝可以祭，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但是各家自己的老祖宗还没有一个可以祭奠的理由，提不到日程上来。
有人讲，提这些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复古复到家了？想起自己的老祖宗干什么? 那我们要问他，难道只有忘记老祖宗才是最先进、最开明、最进步的吗？难道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就都不要自己的祖宗，不要自己的神了吗？事实上不是这样。你想扒掉自己这张黄皮，你想做外国人，不行。人家外国人不认你。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人群，在这块土地上还要生存下去。我们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来讲所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有很多的层次。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宗教的层次、哲学的层次，这些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只讲最低的，语言的层次、文字的层次，我们现在尽管还在说中国话，但我们的词汇越来越贫泛。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几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文化－文言，被我们一刀砍掉了。虽然在这些年不断的呼吁下有所恢复，但距离做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差得太远。当我们中国现在经济上有很大富裕的时候，应考虑到如何以我们的经济实力来振兴文化，重新使我们这个民族，把我们的自己的文化掌握起来，而不是象80年前那批人那样，先要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字消灭掉。特别是现在进入计算机、电脑的时代后，汉字已经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成为障碍。而且我们也认识到，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并没有那么大差距。节省能力，节省力量，并不在乎那几笔。这把台湾和大陆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只要从小学习的台湾的学生，可以熟练地掌握繁体字，就证明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并不存在所谓使用上的差别：一个是有障碍，一个是没有障碍。不是这样。难易并不在这点上。
那有人问，难易即然没有那么大差别，为什么还要坚持对繁体字要有所保留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史太悠久了，我们原来记载历史的典籍基本上都是用繁体字记载的，而且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汉字发展有一个自身的规律。自身的规律决定，比如说皇后的后和后来的后，做为两个字，就更容易明了其意。我们的文字本来是非常好的文字，通过简化改造后，往往使它变得混乱了，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一开始，台湾来的朋友觉得很可笑。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鲜冷面的冷面馆，他们开始看了都很奇怪，说饭馆吗，都应该笑脸相迎，很热情。现在出来一个冷面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像吃饭，而像杀手，冷面杀手。这就是简化汉字短缺的毛病造成的。
“二战”后在日本，美国人想把汉字取消，让日本人不再用汉字，最后日本人在文化的角度上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们不同意。
有一个研究文字的人跟我讲，他们当时做了实验：火车从一个地方过，很快的速度。车站上有一个很大的招牌，这个招牌上写下一系列的字，一个用汉字，一个用拼音文字。最后发现，从辨识能力看，汉字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明白，是全息的，一下子看个全貌。就像认一个人一样，不是去把鼻子、眼睛、嘴全看完了，再加到一块儿，再决定是张三。那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因为看的是整体的那张脸。但拼音文字就象鼻子、眼睛、嘴看完后，才能决定这是张三。这两个差别很大。我们打个比方，英文有大小写，中文难道就不能有繁体、简体吗？你看我们的繁体字往往给你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而且有时表达的词意相对地要准确得多。
我们汉字的优越性，不但这几千年证明，而且现代社会和将来越来越会证明，汉字有自己的优越性，它不是阻碍我们民族进步的障碍，而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同样，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表达形式，即文章的表达形式，过去有人讲过，上个世纪一批文化的巨人，是吃的文言文，吐出来的是白话文。那个白话文都是非常典雅的。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延续下来。这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我在这两天有时翻翻诗经，觉得很奇怪。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经过孔子整理的商周时代诗歌，后来中国人历代让儿童去背诵，为什么？这是民族的责任。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不是在100年前的2400多年的过程中，中国人在不断地让自己的后代背诵这些东西，它还能传到今天吗？它还有传到今天的意义吗？就没有了，就完全变成一种死了的语言，而且它已经不能和民族的文化思想情感沟通了。它是经过2000多年不懈的努力才保持下来的一种文化。我们总是珍惜出土文物，青铜器，甚至于瓷瓦罐，估算着值多少钱，很重视。但却忘了我们有比这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那种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化。这种文化装在我们每一个活的载体——人的头脑中，它所产生的价值是不能用钱来恒量的。如果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下，用我们两千多年的智慧武装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会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其它各民族更高的崇敬。我们是真正有文化的，美国是真正200年的历史，我们是真正2550年的历史，甚至五千年的历史，因为到孔子所做的总结是把以前的文化都集其大成了，然后一直传下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100年就把这个传统中断掉。
有人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呀？“9.11”一撞，两座大楼就塌了。原子弹能把地球覆灭多少次。如果讲到这些，就可以回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我小时看过天文学方面的书，看着看着就不看了，放在一边了。当然，第一可能我没有科学探索的精神，不想当天文学家；第二我感到一种惶恐感，因为我从那里体会到，人太渺小了。如果天天看着那个的话，我们的生命几乎就没有意义了。说是几乎，是因为眼前还有意义。但严格意义上讲，当我们看着星光一闪，几百万光年前从遥远天际发出的光，今天才到这儿，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所做的一切和那相比太渺小了。我要回答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才把这个说得比刚才那个还大。原子弹把地球毁灭几十次，也比不上光年那个大，但是尽管那么大，而星光一闪的震动在眼前却非常非常小。我们在宇宙中，连微尘都做不到，但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的一生，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的民族就要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我们应该有的辉煌。每个人生命超不过百年，就是过了百年也没有意义了。你不能思想，不能行动，只是喘气，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冷静地想，就应该把我们的一生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对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民族能尽到这点责任，不能从完全虚无的角度去看。
佛教讲，空不是虚空，不是顽空。顽空即关于空的恶劣的观点。佛教讲的空，讲的是能够产生一切存在的那种空。一切的存在因为空才得以实现，如果我们这间房子是死膛的，我们就不能在里面坐着。正因为这中间是空的才能有所表现。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他本质上最终是要不断地变化，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但我们只要存在就要显现他的辉煌。就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还是要去回想这100年的历史，还要确定今天我们应该为这个民族做什么。我们不能像80多年前那批人那样，不负责任地阉割我们民族的文化，而是要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向新的世界的时候，创造自己新的辉煌。
下面回答问题，有什么问题请提问。
问：
答：刚才那个同学讲的，比如中国的传统，像家族，在日本做得比较好，家族企业也很发达。在中国往往不是这样。做为家族企业，从中国传统来说，有家族观念。实际上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家族，大家知道，在美国，洛克非勒就是一个家族。这里有一个真传统和假传统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家族，不仅仅是一个血缘的问题，在这个家族里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规范。比如中国所谓的家族，要用礼仪作为整体的协调，相互间的关系有一个合理的制约，才能有一个有效的协作。我们现在所谓的家族，往往并没有一个最根本的理念做支挣，只剩下利害冲突，所以这个家庭常常就败落了。这涉及到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更突出的问题，即一个民族最神圣的精神支柱。我们讲过，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自己的圣人打扮成一个小丑。孔夫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很多人从小的概念中，就是孔老二，就是一个小丑。我们想，如果孔子没有了，换来一个比孔子更伟大的人是不是也好？很可惜，再也没有。毛泽东想替换孔子也没替上。到现在，中国人没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圣人。
香港的一位先生很感慨地说：我们一想圣诞节就是耶稣，耶稣的诞生日马上到了，全民欢腾。这不是我们的圣人，他是从巴勒斯坦那儿出来的。我们对孔子的评价现在基本上停留在一个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还谈不到圣人。到我们这一代，关于圣人，在自己感情上这个弯都没彻底转过来，大而说到全民、说到民族没有圣人，小而说到家庭同样无圣无法。所以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族。
为什么中国的东西到了韩国、日本表现得比我们还好，我们中国的好东西到了外边去了，人家用得很好。而在我们这儿叫“革故鼎新”，不断地革，把自己革没了。在明治维新之前，明代时中国学者到日本，后来整个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不仅是唐代，一直到明代对日本的影响都非常大，但日本有一条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最要不得的，但也是中国人最自豪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武王吊民伐罪，推翻商纣。日本人对此不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种不断的革，革到最后，体系就败坏了。每个人都有理由出来做新的天子，最后受害的是百姓。他们自己很以为骄傲的是日本万世一统，虚位共主，天皇就是不变的领袖。别人都可以轮流转，天皇的位子谁也不要争。虚位共主即国家的最高权利不会老变来变去，但社会仍然不断进步。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制度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接受，他们所提出来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当然这涉及到许多其它问题，比如民主，民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没有了皇帝就是民主。完全不是这样。有了皇帝也不见得不民主。没有皇帝，照样可以专制。
问：
答：进入新的世纪，到上个世纪末，起码在中国对宗教的性质、本质和作用都在做完全新的思考。和以前相比，应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所谈的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分别，即思想和政治的分别。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必须拥护现行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有一个延续性。我们现在面临的、所看到的这个制度，大家都会感觉到他在逐渐变化，这个变化一定不要“革其命”，一定不要剧烈，一定要逐步地改良。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变得太快。在三、四年前，我在北京广播电台做连续热线访谈，后来有些热心听众共同探讨，听我们讲完以后，他们对宗教有一个全新的评价。包括有些人进门时完全是旧的概念，谈完后，他提出问题，既然宗教有这么多积极因素，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不能马上就让宗教发挥他的作用？我们来回答，就是说，车在往前走的时候，在拐弯时不要拐得太急，太急了,就会有一部份人被甩下去。
我们有很多行政干部，执行制度的人，本来并不都是坏人，他们是一个工具，做为国家机器，他必须要执行这个制度，但这个制度如果拐得太快时，这些人要成为替罪羊。但在这个制度逐渐地转换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变化，和他的对立面会融合起来。现在的宗教管理干部和宗教团体之间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立，现在几乎就是朋友。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变成同道，大家共同维护社会，还要发展一个阶段，这是从政治上来讲。
我们现在要说从思想上，我们对宗教的看法，最根本的不在于政治家的说法，还是思想家的说法。从上世纪初，西方的学者一致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宗教是愚昧和落后的，这个思想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强化了，然后形成一系列对宗教的认识，这个认识最后演变成现行的政治的制度和行政措施。现在现行的政治制度的改变，必然要从思想家对宗教的最根本的认识那儿去改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像你们这一代人，对宗教的看法，已经在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如果你回到家里，和五、六十岁的人在一起谈时，都会感到一种膈膜，在他的心目中，几乎完全是旧观念遗存的强化物。他经历过那个时代，他经历过把宗教踩在脚下的时代，他不敢想像怎么能够对宗教采取另一种态度。而你们这一代已经发生变化了，可以予想未来时，会向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那样正确对待宗教。而宗教如果能回到中国的民众中，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真正能找到一个精神的家园，那么，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高，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
答：如果讲到民族文化的复兴，就不能不提到这个问题。这批人就象我们评价毛泽东一样，如果说他没有成就，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这些人都是绝顶聪明。
鲁迅写的旧体诗、鲁迅所写的文言文，都不是我们今天能企及的，但是鲁迅所说的一些话，又是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就像一个人自己吃了牛肉，自己喝了牛奶，自己吃了面包，自己长得很壮。然后告诫你，牛肉千万不能吃，牛奶千万不能喝，面包也不要。那你让我们怎么活？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他用传统文化滋养了自己，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仍然比日本人，比其它人的文化都高。但他回过头来告诉中国人，再也不要看中国的书，恨不得就像秦始皇那样，把所有的书都烧掉，今后不要再看中国的书。这些过激的话也都是他说的。我们现在对鲁迅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他是站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适应了时代，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同时，他也错误地评价了中国的旧文化，而且为他后来的人设置了障碍。你们现在不能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不能有像鲁迅一样的雄厚的基础，关键就在于像鲁迅那样的一批人，把你们脚下的板凳给撤了。所以你们就掉下来了。那个梯子他用完了，他撤掉了，不让你们上来了，他站在房顶上说话，你老站在地上说话，就这么简单。
问：
答：我认为中国圣人还是有的。为什么这样讲？不是盲目地崇拜。我曾举过一个例子，在创建圣陶学校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主任，我们都在一起讨论。他说我拥护传统文化教育，我说你具体讲讲。他说：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比如，我们纪念屈原，我们要让孩子记住屈原，先告诉孩子端午节吃粽子，然后给他讲屈原，孩子就知道屈原了。我说我不赞成，我说我认为这样所谓的纪念屈原是苍白无力的，到最后孩子只记得吃粽子了，关于屈原的别的细节，对他来说是模糊的，像雾里看花一样,不过就是有一个人跳水了，自杀了一个人，没有更深的感受。真正要去了解、认识、纪念屈原，最好的办法是让孩子从小会背“桔颂” 、会背“离骚”等。当他朗诵“桔颂”的时候，当他背诵“离骚”时，他自己就是屈原，他才能真正体会到屈原是个什么人，他永远不会忘记屈原真正的精神。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不以孔子为圣人，并不在于单纯的宣传。如果我们单纯地灌输给你，说孔子是圣人，强调一千遍，你只有逆反和憎恶。他凭什么是圣人？他比我圣在哪儿？只有从小教育，让孩子会背《论语》，不仅读，而且会背下来，到任何一个生活的场景之中，他想起孔子的话，觉得对他自己的一生都有指导，对自己的人生有重大的意义，对自己做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才能真正体会到孔子不愧是圣人。
孔子讲过：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拿这句话来说，一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气节。为什么在旧文化的培育下，80年前能出现一批志士仁人？共产党那时候为什么不怕死？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出来的，那些人甚至不认识马克思是谁，没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他就是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不成功，则成仁。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仁，仁者爱人，所以他要拥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地讲共产主义是什么。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和大同世界和孔子的仁爱没有区别，基础是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成圣、成仁。我们今天如果想重新树立孔子的形象，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读《论语》，去体会孔子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两千多年要尊奉他为圣人，他对塑造我们民族的性格，形成我们民族的人格，提高我们民族的品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到那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孔子确实是一位圣人。
问：
答：我们过去常讲，你吃这一顿饭的花消，要是供农民能吃一年。你如果吃一个馒头的钱，可买三个窝头。但这种观念是狭隘的。不能因为农民一年的伙食费都比不上一桌饭，所以饭就不要吃了，所有城市里的饭馆都停业。社会不能是这样的。
同样，关于废庙兴学，弘一大师当时在杭州和北伐军将领在一起辩论，他站起来说：如果拆庙能兴学，毁僧能兴国，那么可以从我开始。假如把我的生命杀掉，一切就能变好，这个社会就能变好，我愿意献出生命。但条件是社会一定能变好。谁能回答我？回答不了。换句话说，如果把那座庙拆掉，是不是学校就能变好呢？还是变不好。这不是成反比例的事。这里要进一步分析，学校和庙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因为就低层次的信仰来讲，人是为自己的，包括信众，佛教虽然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是它的一个最根本取向，但这个取向，具体针对到每个信徒来讲，有的人就要为自己祈福，为自己考虑。我们现在总体的把握，即如果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不去作恶，那么总的社会效果仍然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肯定。但是从严格的佛教自身的意义上讲，要让他不断地去提高，不是神佛能够保佑你，你要靠自己种下善因，得一个善果。总体来说，建一个庙是为了解决信众自身的精神需求。
学校是社会的责任，孩子是你的，养不教，父之过，你要拿钱供养你的孩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学校，就应该是谁的孩子学习，谁就应该交钱。我们每个人都给社会做了贡献，在我们这个体制下，这个学校就应由这个社会的组织机构或政府来负责把学校办好，那么你不来尽这个责任，你老让大家来尽这个责任，而且尽的责任又是薄厚不均，所以就不公平，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那边要去拜佛是无条件的，而这边办学就要商议商议，每个人该出多少钱，可能吵到最后不行，就办不起来。所以具体事要具体分析。
本来像希望小学这类的事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应该说从1949年结束战争到世纪之末，半个世纪了，公民纳了那么多税，原来连税都不用纳，整个都归国家了。我们该花的钱很多，最后在学校这个方面，国家拿不出钱来，这本来是个羞耻，没有什么可光彩的，全世界宣传我们这个希望小学，那就证明你没有希望才让别人来给你增加点希望。希望学校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原来公办学校哪去了？希望小学多了不是什么好事，本来应该公立学校越来越好，给大家创造福利。
问：
答：刚才讲的伟大复兴，说的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上个世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在这个入侵的刺激下，引发了许多思潮。我们这些思潮最后造成的局面，可以和印度对比。现在的印度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印度的独立和我们时间差不多，但印度的软件比中国还强，而且印度的传统没有被破坏。印度很多的邦国一直到现在非常非常传统。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好像是要得到这个必须要去掉那个，要建好这个学校得先把庙拆了。不对。庙拆完了，这个学校还是建不好。我们的思维模式上个世纪错就错在这儿。中国人主动地拆了好多庙，最后学校也没建成，就这个道理。
我们得到了一些进步，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把我们不应该去掉的很多东西都去掉了，和我们换来的东西并不等值，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进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WTO以后，我们用什么来面对世界，我们的文化用什么来面对世界，这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些人妄自尊大。比如北大的一位老先生，我很尊重他，但是他有好多地方出乎我意外的浅薄。我们前年开佛教会议, 他在开幕式上说：我不信佛，那是很落后愚昧的东西，我不会随便地去信宗教。这不应出自一个大学者之口，自己研究那么深入，还张口说这种话，这不对。而另一方面又盲目地乐观，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有什么文化？你自己把自己的文化都丢了，怎么去面对世界？我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回来后，请我吃饭，我问他：你在北大学习，又去美国这么多年，你觉得到美国以后，你原来学习的最大缺憾是什么？他回答：我不懂中国文化。外国人不问他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不是他的祖宗，人家问他老子、庄子、孔子，问太极拳、八卦，他瞪着眼不知道，回家翻书去，第二天现卖。第二天卖的东西，能卖几天呢？他说我们原来如果学得多一点，这才是我们能区别于其它民族，而能贡献于全世界的东西。
我们现在面对WTO，不是简单地光学英语就能解决的，等你把英语学得和外国人一样时，外国人还用你吗？不一定。我的一位英语教师讲得好，会说英语不等于有英国文化，有外国文化。英国的文化是要靠掌握英语以后，提高了才能真正把握的。英国的文化到现在才几百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几千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好地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才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才是我们将来能面对全世界最有力的资本。